我常常想起60年代剛過後的那個秋日，我們突破傳統，勇敢爭取學生權益的行動奏效，我由是知曉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動就是力量」，在全世界都在騷動的年代，西方的主流規範已然被顛覆，我悄悄光著腳丫子漸次走入荊棘，在人生行道上，磨破了腳，走出了血……
60年代，正是我接受完整正規教育的全盛期，也是開始真正啟動思考的年代。從小學高年級到初、高中，然後接軌大學，堪稱我的完整人格養成期。雖然走過遍地繁花，腦袋裡卻充滿疑惑，一路坑坑疤疤地匍匐前進。在情意匱乏，智育生吞活剝下的戒嚴環境中，儘管西方的世界已然騷動不安，革命浪潮鑼鼓喧闐，憤怒與絕望逐步蔓延，台灣卻安安靜靜，像一艘密閉潛水艇，潛藏水中，自外於眾聲喧譁。而我，與世隔絕，只顧著聽古人訓話：「溫柔敦厚，詩教也。」一整個60年代，我都處於內心躁動、外表乖順的自我戒嚴狀態。
從小，我就冷眼旁觀母親嚴重的重男輕女。我的哥哥們，從來不必做家事。我小學搭公車上課前，必先將門前的那塊種了鳳凰樹的空地打掃乾淨。因鳳凰花葉容易掉落，掃了這邊、又掉了那邊，讓我相當苦惱，深怕上課遲到。母親督責甚嚴，稍有差池，總少不得一陣鞭打；上學前，常因挨打或著急即將遲到而先大哭一場。但只大我兩歲的小哥，卻什麼都不用做，讓我滿納悶的。
但我深感不服的，倒不是類似這種被賦予的約定責任，而是更進一步的不平等待遇。從我有能力參與正式家事的國小高年級起，我就常被媽媽交代完成某些服務兄長的任務。譬如，哥哥夜裡表示肚子餓想吃點心，媽媽就會轉頭對家中排行老么的我說：「恁哥哥腹肚枵，你去煮一碗麵予伊食。」我如果說：「他肚子餓不會自己去煮嗎？為什麼要我煮！」我母親就會罵我：「你這個囡仔哪會遮爾貧惰（懶惰）！」若再不識相繼續辯下去，討一頓打是難免的。但哥哥肚子餓不想自己做，為什麼會是妹妹的懶惰？我一直不明白。
約莫是初中二年級，我慢慢領略無法申冤的痛苦與憤恨，時日久了，終於化悲憤為力量。當年，台中女中初中部的制服，是淺藍上衣、深藍百褶裙。為了整潔，洗完後必須用熨斗燙平。夏天實在熱，我燙了上衣後，通常只把裙子整齊摺好，放進家裡臥鋪的榻榻米下方，讓身體的重量壓平它，免得揮汗如雨。
我的二哥，當時正當愛美的青春期，相當重視門面。上班時，一逕衣著光鮮，襯衫後方的兩條縱貫摺痕必須維持筆直。出門前，一定要有人幫他拉出背後的平整線條。這倒無傷大雅，不過是舉手之勞；最厭惡的是，大熱天必須幫他燙平外出的所有衣服跟長褲。明明他閒閒窩居，一旁聽音樂、看書，為什麼我得大汗淋漓成全他所要求的整潔美觀標準！
服勞役的次數多了，憤怒隱隱發酵。明著告狀無效，一次，我就來陰的。我把使用中的熱熨斗暫放正處理的衣服上，然後，故作鎮靜去倒杯水喝，回來時驚叫：「怎麼會這樣！」哥哥的衣服被燙出了一大塊熨斗形狀的焦黃。我自然難免又被一頓狠揍，但從此豁免幫忙燙衣的勞役。這應該是我人生反對運動的初步實踐——正面反抗無效，於是，改弦易轍用負面手法抗議，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叫「爭取性別平等」。後來，二哥不計前嫌，支持我北上念大學，我一輩子感謝他，這證明了世上沒有永久的敵人。
之後，我高中聯考失敗，連一所排名最後的高中都沒考上。幸好有第二次的招生，我警覺到再退一步即無死所，拚命準備，總算考上台中北邊的豐原中學。早上，搭火車北上時，常會在潭子車站的月台邂逅搭車南下的女中老同學，感覺非常狼狽。
彼時規定兩校距離沒超過某個公里數的，不能參加轉學考，除非事先取消學籍。高一暑假，母親壯士斷腕，擅自去學校將我的學籍拿掉，勒令我轉學。那年，女中為了錄取學校裡一位老師的女兒B，將應試成績較她高分的學生約莫四十餘人悉數錄取，我倒是名列前茅的，雖然不在蒙受福蔭之列，但這卻是我首度近身見識什麼是特權，儘管這個特權的行使還潛藏顧忌，不到肆無忌憚地步。
那位得到優待的B是我女中初中的同班同學，也跟我一樣在前一年的聯考裡受挫，被分發到台中的邊疆學校，並跟我同時參加轉學考。高二分組，重新編班，這次變動也算是隱性的能力分班。初中部直升上來的同學，文組分在一班和二班，理組棲身在八班；二班另外容納部分非直升但高一成績出色些的，那位造福諸多轉學生的B，雖然成績只是普通，卻也被收編入資優的二班；其餘的文組轉學生則全部被安排進後段的七班。
直升班是天之驕子，樂隊、儀隊都能隨心所欲選擇參加與否，要等直升班報名或揀選過後，若仍有員額，才輪到普通班其他的美姿儀學生。這樣的特權原本沒啥好羨慕的，但我小四時在潭子國小擔任樂隊指揮，當時指揮共兩位，隔周輪流。沒輪到的那一位就進到樂隊裡或打大鼓、或吹笛子。其後我轉學到台中師範附屬小學，因為我比別人多出一年指揮資歷，經過在老師面前比劃面試，輕易就被挑選出來，在升旗台上指揮同學唱國歌及國旗歌。這樣「完整」的資歷，竟然不敵只是讀書很厲害的同學，沒能夠進入樂隊，連當團員都不夠格，真讓我超級不服氣。
儘管心裡不服氣，但樂隊、儀隊訓練繁複，參加之後，勢必壓縮課後寶貴的自由時間，沒能參與也不算太遺憾。但另有一事，頗引發我的憤怒，堪稱終身難忘。學校舉行英文演講比賽。我們七班派出H，H和我都是從豐原中學轉學過來的，算是同病相憐。演講時，一班派出可愛至極的E同學，眼珠子黑溜溜的，好惹人憐愛。可是，她一站上台，剛問候完評審和同學，立刻忘詞，眼睛眨巴、眨巴一陣後，吐了吐舌頭，訕訕然下台，在台下哭得好慘。我至今還記得她長長的睫毛上，像雨天的雨遮般掛了一整排淚珠，珠子掉了，又從眼裡湧出來另一排。
H的英文，不管聽、說、讀、寫都好極了，她的父母原本就是英文教授跟高中老師。她台風好，口齒清晰，英文流暢自然，本來就極有可能奪魁，直升班的代表又忘詞，她自然是穩操勝算了。
事情卻大出意料之外，賽程結束前，教官跟評審老師附耳一番後，居然同意讓鎩羽下台的E再上台重講一次。接著，結果公布，E得冠軍，H則淪為亞軍。這事讓我們頗為震驚。學校居然可以這樣不公平！當然，我私心也為自己抱屈，因為每次參與的國語演講比賽，講得再好，也僅能得亞軍，冠軍總是非直升班莫屬。當然，那時的我也不清楚這就是校園中圖利菁英的潛規則。
現在回想起來，學生當然是無辜的；但身為教師的，卻在教育的現場公然示範關說，當年因人設事的轉學名額提升和演講忘詞卻可重新上台拿金牌的這兩件事，讓我對公平正義感到極度錯愕與困惑，也讓我無法釋懷。那年，我高三，儘管如鯁在喉，心裡百般不服，卻只是在同儕間相互傳告、私語抱怨，然後吞下，沒有任何具體抗議行動。
60年代末期，我上了大學，戒嚴尚未解除，威權體制的束縛無處不在，學生都只乖乖埋頭苦讀。大二那年，校長為了革新中文系，從外校聘來新主任。新主任人脈廣，幾位中文或外文的重量級學者隨之應聘來兼課，為中文系注入活水，帶來新氣象，其中一位名聞遐邇的L教授尤其大受學生歡迎。次年，系裡課程表公布，L教授竟然不在課表的師資上，聽說因為他接下專任學校的行政職，怕照應不來，婉拒我們系裡的兼課續聘，該課程下方的授課老師名字遂換了他人。
同學聽說了，都扼腕嘆息。學弟妹們雖感遺憾，卻只徒呼奈何；這位教授真的讓我們獲益良多，太受歡迎了，原本以為他會繼續教授我們另一門他更專精的進階課程，誰知他連原本的課都辭了。大家為此有些激動，班上一位同學忽然動念提議聯名陳情，希望校方能換下原本課表上安排的另一位學養較不足的教師，讓老師繼續傳道授業解惑。這種臨陣換將的請求，在相對保守的中文系裡，根本是逆倫的挑戰行徑，被接受的可能渺茫。沒料到出身外文系的系主任竟從善如流，並以學生的殷切期盼來敦請L教授打消堅辭不就的決心。消息傳來，同學歡聲雷動，咸認是破天荒的喜訊。這個原先大多數人都認為不可能的聯署，在我們「明知不可而為之」的熱情挽留下竟獲善意回應。這件事給我相當大的震撼與鼓舞，我從此對世事有了不同的想法與對應。所有人生的思想及行動走向，都是其來有自，我這麼深深被啟蒙。
從那之後，我常常想起國中時期哥哥那件被我燙壞的白襯衫，我沿著那件襯衫所引發的不平往前走，走到了母親的中老年。母親環顧屋宇交代：「準若我過身，恁姊妹就要把印仔攏總提出來頓（蓋），毋通轉來和你阿兄搶這間厝，會予人笑死。」從那之後，我一逮到適當機會，就跟母親閒閒討論男女平權的意義，直到母親的暮年，她終於同意：「有影查某囡仔較有孝，何況，咱也愛綴會著時代（趕得上時代）。這間厝，萬一我死去，恁就照民法來行，查埔、查某攏平均分配。」
接著，我也常想到高中那場轉學考的特權關說及演講比賽的破格拔擢待遇，還有學校對直升班格外的優容與鼓勵。我逐漸從耳語抱怨勇敢蛻變為公然抗議。一位一向熱血的昔日學生，說要自費邀請我去給她教導國文的兩班體育班高中生演講，希望我能為這些在課堂上因低成就而沮喪的學生加油打氣，我當下慨允無酬演講且連到高雄的交通費都願自付；卻在到達會場時，發現臨時被學校動員參加的資優班學生端坐前方，原訂聽講對象的體育班同學卻被安排到遠遠的後方。原來老師調課時驚動了校方，校長堅持資優班才更需要聽講。我好氣憤，當場離開前方講台，直接走到中後方開講，實踐對體育班學生鼓勵的初衷，打破菁英優先的校園潛規則。
演講中，我笑談時，眼中隱隱欲淚。原來世界雖已來到21世紀，我們奮戰了許久，人生並沒有改變什麼，20世紀的教育偏見與沉痾依然如故。演講結束，校長還沾沾自喜跟我說：「大師來了，怎麼是讓體育班的學生去聽講！當然應該讓資優班的同學好好接受薰陶。」我撇過頭，不想正眼看他。
60年代後期，世界開始崩塌，然後重建。我窩居戒嚴的台灣，看似寧靜無聲，其實平波之下也蠢蠢欲動。我躲在中文系的保守傳統中，閱讀諸子百家，聽古人說話，周遭聞不到一絲硝煙，我乖巧地坐在教室前排中央的座位，負責跟老師點頭微笑，像個十足的乖學生。其實，人的隱性因子雖然常因威權被深埋，但無法被殲滅。所以，我也常常想起60年代剛過後的那個秋日，我們突破傳統，勇敢爭取學生權益的行動奏效，我由是知曉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動就是力量」，在全世界都在騷動的年代，西方的主流規範已然被顛覆，我悄悄光著腳丫子漸次走入荊棘，在人生行道上，磨破了腳，走出了血，然後，結痂慢慢褪去，形成堅硬的隱形保護殼；中年期後，甚或在不知不覺間長成一隻刺蝟。
內心的野性、狼性和一向受儒家制約的禮教相互衝撞。我深感狼性曝露的不安，但又不願屈服傳統的制約，相當矛盾。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社會議題的論戰中，偶爾會接到讀者對我失望的喟嘆，說他曾經多麼欣賞我早期文章中的溫柔敦厚，「沒想到如今的你變得如此『尖刻銳利』」。我總是這樣回應：「抱歉我無法滿足你對我的不切實際期待。溫柔敦厚是我待人處世的自我期許，但你所謂的『尖刻銳利』往往就是我對制度愛深責切的真心話。」
這些就是60年代教會我的事——聲音再是微弱，也是該掙扎著說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