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大陸時，共產黨指謫它獨裁，人民沒有自由，結果共產黨取國民黨而代之，但人民的各種自由更受限縮。國民黨退守台灣，民進黨攻擊它獨裁，人民沒有自由，結果民進黨取得了執政權，現在人民的自由怎樣？大家親臨身受，自是點滴在心。真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自由是一個哲學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議題，討論這個問題比較早和比較權威的一本書，可能要數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59年出版的《論自由》（On Liberty），這是一本影響深遠的書，被譽為「肯定人類個體和個性不可泯滅的議論最優雅、意義最重大和影響最深遠的宣言」。書中許多經典思想，已經成為現代各國自由派政黨的政治綱領。
這本書，在英國出版四十四年之後，也就是1903年，被譯成中文以《群己權界論》的書名在中國出版，譯者是嚴復。
嚴復，字幾道，1854年生於福建侯官一中醫世家，1866年父親病逝，他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1871年成為第一屆畢業生，先後在「建威艦」、「揚武艦」實習五年。1877年赴英國學習海軍，兩年後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回國後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教習。當時李鴻章正奉命籌建海軍，嚴復卻一直未能直接參與建軍事宜。後甲午戰敗，中國危機重重，嚴復認識到，中國的根本問題不在軍備建設，而在改造國民思想，有現代化的「國民」，才能有現代化的「國家」。於是他轉心從事譯著，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成為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家。他翻譯的重要書籍有：
《天演論》：英國赫胥黎著，使中國人知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意義，加深了對國族興亡的警惕心。
《原富》：也就是被譽為「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群學肄言》：就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所著的《社會學研究》。
《群己權界論》：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所著《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為今名。
《社會通詮》：英國學者甄克思著，嚴復首次把totem一詞譯為「圖騰」，沿用至今。
《法意》：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名著，也有譯為《論法的精神》者。
《名學淺說》：嚴復以「名學」稱謂西方的「邏輯學」（Logic）。首次將耶方斯的這本名著介紹至中國。
總而言之，十九世紀歐洲學術思潮代表性著作，幾乎被他一網打盡。他自己也曾表示，他所譯的這些書，三十年內絕沒有第二人可以完成。這話並非誇張，後人稱讚嚴復，以一人之力，譯出一代思潮。
嚴復這些譯作，都使用文言文，他為自己的譯事定出「信、達、雅」三原則。這三項標準，雖然有人曾有若干討論，但直到現在仍為大家沿用信守。
嚴復在《天演論》的「譯例言」中說：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益（顛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
嚴復雖列出譯事三大條件，其實並不認為自己能全部做到。他很清楚在其所處時空，實難兼顧三者。其中「信」（忠於原著）與「達」（文意能傳達給讀者）最難兩全。
嚴復坦承，顧得譯筆的徹底忠實，往往就顧不上譯文的流暢好懂（顧信矣不達），因為「西文句法，多者數十百言」，完全照原著翻譯會令譯文冗長佶屈，讀者看得一頭霧水；如此則譯了等於白譯（雖譯猶不譯也），所以嚴復認為「達」更重要（達尚焉）。
可見，嚴復是有意識地使用「意譯法」，因為當時中國的環境，需要這樣的譯法。
由於嚴復譯文常在原文之外，有自己的一些詮解，為外界所「關注」。而他譯述甚豐，卻無自著之書，亦為社會所不解。嚴復對這兩點，在《名學淺說》的自序中，有所說明：
不佞於庚子辛丑壬寅間曾譯穆勒名學半部，經金粟齋刻於金陵，思欲賡續其後半，乃人事卒卒，又老來精神苶短，憚用腦力，而穆勒書精深博大，非澄心渺慮，無以將事，所以尚未逮也。戊申孟秋，浪跡津沽，有女學生旌德呂氏，諄求授以此學，因取耶方斯淺說，排日譯示講解，經兩月成書。中間義恉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蓋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朋友或訾不佞不自為書，而獨拾人牙後慧為譯，非卓然能自樹者所為，不佞笑頷之而已。
嚴復明言，他譯書要使人看得懂，「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至於批評他沒有自己的著述，嚴復「笑頷之而已」，蓋他自知將西方思潮引入中國，於國家有大功益，不自行著書立說亦無損也。
嚴復所譯《群己權界論》，在過去和當前的中國社會，都是一本值得注意和討論的書。穆勒的《On Liberty》，一般都譯為《論自由》，清楚明白，而嚴復卻轉彎抹角譯為《群己權界論》，與他自訂的信、達、雅三原則是有扞格的。但這正是嚴復思慮深遠的地方。他深恐中國同胞大眾誤解自由的意義，以為自由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以致造成社會紊亂，阻礙國家進步，因而要闡明個人自由「必以他人的自由為界」的道理。他在書的序言中說：
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然此自是後起附屬之詁，與初義無涉。初義但云不為外物拘牽而已，無勝義亦無劣義也。……有人獨居世外，其自由界越，豈有限制？……但自入群而後，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穆勒此書，即為人分別何者必宜自由，何者不可自由也。
他還說，「使真理事實，雖出之於讎敵，不可變也。使理謬事誣，雖於君父，不可從也。」嚴復譯此書於1903年，仍是滿清時代，故有「君父」之言。
這番意思，他在後來的文章《論世變之亟》裡說得更深切：
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無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章禁條，要皆為此設耳。
嚴復對自由的詮釋，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似都有「同理心」。郭志嵩翻譯穆勒兩文合成《論自由及論代議政治》一書，毛子水為之作序，說道：
我以為自由的道理，原本於忠恕。懂得忠恕的人，才能夠懂得自由。就我生平所見的而言，能有「絜矩之道」的君子，沒有一個不尊重自由的道理而會侵害別人的自由的。凡要侵害別人正當的自由的人，不是愚蠢，便是狂妄。
嚴復的聲名蒸蒸日上，他曾擔任復旦大學校長，「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但是在他身上，似乎有兩件「未解」之事，和一樁「誤解」之事。
袁世凱圖謀稱帝，楊度組「籌安會」，嚴復列名「六君子」之一，為後代所惋惜，覺得嚴復不值。另有謂嚴復事前不知，是「被參加」的。同時當年國體應該如何，各界本有不同意見。「公車上書」的維新運動，就是提倡君主立憲。楊度在《君憲救國論》中也明言，「中國人程度低，共和絕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梁啟超雖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大文章，但他也說明他不反對君主立憲，只是當時共和已成，若再驟然更變，恐有亡國的危險耳。
嚴復另一受人議論之事，是他吸鴉片的問題。這一點他自己是承認的。1890年嚴復給他四弟的信中說：
兄吃煙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此後當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
從這裡也許可以看出，身居中堂高位的李鴻章，在籌建海軍時，並不是不想重用嚴復，是嚴復自己有吸鴉片的惡習。在鴉片戰爭之後，吸鴉片是官場之大忌。但嚴復直到逝世，似乎也沒戒掉。他在1919年的日記寫道：
以年老之人，鴉片不復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間非服藥不能睡。嗟夫，可謂苦已！恨早不知此物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雖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語一切世間男女少壯人，鴉片切不可近。世間如有魔鬼，則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書也。
最後一個「誤解」，是一般人多以為日本的伊藤博文與嚴復在英國同時學習海軍，嚴復成績優等，而伊藤則是「後段班」。但伊藤回國卻當了首相，在甲午之役，率領日本艦隊大敗北洋海軍，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而嚴復回國卻只能當一名「翻譯匠」。這是一項「歷史性的錯亂」。
這個傳說，竟連帝師陳寶琛都寫在《嚴君墓誌銘》中：
光緒二年，派（嚴復）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而日本同學歸者，用事圖強。
《清代七百名人傳》把傳言再推進一步：
（嚴復）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之倫皆其選也。復得最上第……。
這回加上大隈重信。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88年電視劇《河殤》的第六集《蔚藍色》：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國學習海軍的留學生嚴復，日後並沒有去當一名戰艦指揮官，而是成了思想啟蒙家。……然而，當嚴復參與其事的百日維新慘敗之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成功了。當這位中國近代的偉大啟蒙者在封建勢力的打擊下，一步步放棄改良思想，最終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懷抱裡去的時候，他在英國海軍大學的同學伊藤博文，卻任日本首相，率領這個島國迅速跨進世界強國之林。
據日本史料，伊藤博文1863年到英國，進入「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學習。不久，得知英國軍艦炮轟下關事件，於同年底即返回日本。那時嚴復只有九歲，不可能與伊藤同學。至於大隈重信，他從來沒有出過國。
甲午戰敗，中國人心中惱恨，以「移情作用」認為嚴復留學英國學習海軍，他回國後如能夠參與籌建北洋艦隊，也許中國不會敗於日本。但事實上中國那時的問題不在船不堅炮不利，而在國民思想落後太多。嚴復以一人之力譯出一個時代的思潮，其「開發國民頭腦」、「武裝國民精神」的貢獻，不是一個艦隊可比。
1854年出生的嚴復，1921年辭世時中國共和初成，國家舉步維艱，不知他走得安心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