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挫敗到了官員口中，卻彷彿國際局勢一片大好。但是各國「發言支持」，可有促成台灣進入ＷＨＡ？金正恩還沒見川普，就兩度親赴大陸與習近平會面；川金會復活，川普還說習近平「幫助不小」，北京何曾邊緣化？官員宣稱的成就虛無飄渺，邦交國再倒一塊骨牌的痛楚卻無比真實。

面對中共外交攻勢，我方積極安排友邦元首來訪，蔡總統八月也要訪問中南美。「高層」又忍不住宣稱，這次可望過境美國東岸城市，將是台美外交再提升的重要指標。

問題是，馬英九前總統就數度過境紐約、波士頓等東岸大城，相關官員難道承認，蔡政府對美關係大幅後退，以至於只要能回到馬英九的待遇，就是外交提升？更不要說提前放話，會不會引起中共施壓或反制，最後反而誤事？

最近已有牛皮吹破的例子：相關人士言之鑿鑿，美國將派陸戰隊來台進駐ＡＩＴ新館，結果ＡＩＴ處長梅健華公開否認，還重申了蔡政府最不想聽的「一個中國」。

這讓人想起《三國演義》，曹操兵敗赤壁，撤退時還嘲笑周瑜、諸葛亮不懂設伏。話沒說完，趙雲、張飛、關羽先後殺出，最後曹操僅以身免。

自我感覺良好的政府高層，不必膨風，毋需粉飾，也別再放話了！

政府近期就要將一六○束核四燃料棒運離台灣，交由原廠商「保管」，剩餘一五八四束燃料棒未來三年內再分六批運完，總經費五點八億元。若二○二二年前找不到買主，將拆解成原料出售，台電估計至多只能回收廿億元；而拆解還要再支付廿多億費用！

針對外界質疑，台電高層表示，核四資產維護費每年達七、八億元，燃料棒移出後，維護費將減少二億元；言下之意，是在撙節支出。台電發言人徐造華就比較誠實，他說：「一○六年立法院就有決議，要求一○九年前燃料棒一定要外運，二○二五非核家園是國家政策，燃料棒勢必得處理，台電會依照立院決議辦理。」所以，燃料外運從來不是經濟考量，而是政治考量！徐造華說：「燃料棒運出後，核四就不可能重啟。」顯示燃料外運目的，是民進黨政府要拔除核四重啟的希望！

台電是國營事業，其預算之審議、執行，包括重要設備之買賣，均需遵守預算法、審計法和國有財產法。核四燃料棒外運轉售，是否依法定程序經權責機關核准完成「報廢」手續，值得關注。燃料棒的「報廢」，並非因設備不堪使用，而是台電認定核四不會重啟。據了解，台電認定核四不會重啟的依據並非來自政府正式公文，而是從媒體報導轉述的政府政策宣示。核四前廠長王伯輝說：「當年核四封存，台電也沒有收到過政府的正式公文！」

弔詭的是，若核四處於封存狀態，已投入的二八三八億元仍可列為「資產」；若確定要報廢，就必須進入「負債」處理程序。儘管政府仍不願面對負債處理問題，但已多次表示核四不會重啟，如今燃料棒外送已經是執行核四報廢的具體行動之一，根據國際會計準則，核四已不能再認列為資產！

一般核電廠除役費用是由運轉期間發電的成本中先行認列，納入核後端基金，但核四尚未運轉發電，並未儲備後端處理費用，因此仍將納入負債。政府雖稱核四廠址將轉型為火力與再生能源為主的綜合電廠，但核四所有設備都是量身訂做，有多少堪於火力電廠使用普遍存疑；加上原土地徵收用途的疑慮和深澳電廠燒煤或燒天然氣的爭議，未來是否可能因設備流用而減少負債是很大的變數。可以肯定的是，核四加總超過三千億的負債終究要由所有納稅人負擔，怪不得許多民眾質疑：為什麼捨建好的新電廠不用而要重啟老舊的核二廠？也怪不得最近民調顯示，近五成五的民眾同意重啟核四，其中十八至廿九歲的年輕族群甚至高達七成支持核電。

有何方法可阻止政府運出燃料棒，留核四重啟一線生機？PowerGreen三月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要求核四燃料棒暫留台灣，給人民選擇的機會。該提案雖已通過五千人連署立案，但依國發會處理前例來看，尚不足以攔阻核四燃料外送。

最近有數個民間團體醞釀年底大選提出「啟用核四取代深澳電廠」或「廢除電業法九十五條第一項（二○二五非核）」公投案，來搶救核四重啟的希望。不過，即使公投通過，行政機關仍有兩年調整政策的緩衝期，到二○二○年底大選若民進黨失去執政，而且若未來的新政府決定重啟核四，那時幾已全數運出的燃料若尚未拆解，重新運回只要數億元；但若遲至二○二四年政黨輪替，燃料已經拆解，則可能需花費超過百億重新購置。

光靠年底公投，顯然無法阻止核四燃料棒外送；但若年底公投成功廢止二○二五非核法條，再加上兩次大選的選票，或許尚來得及收拾蔡政府能源政策的爛攤子！

各界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質疑，多集中在幾個問題上。首先，對合作夥伴而言，這項倡議到底有何效益？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多涉及長期、高額投資，不免對中小型國家的財政造成影響，未來能否回收也有不小變數。其次，能夠參與建設、分享紅利的企業，多以中資企業為主，夥伴國家能協力參與的程度有限。簡言之，「一帶一路」面對的挑戰是各國無法分紅短期利益，長期利益又存在變數。

台灣「新南向」政策不斷強調互利雙贏，但在國內民意及產業利益考量下，難免還是有很多「台灣優先」的思維。例如所謂商機創造，多還是聚焦在增加台商企業的出口或投資，或是帶動來台觀光客人數成長，並未看到太多追求雙贏之處，何況跟「一帶一路」問題類似，出口與投資不足以建立新南向追求的「共同體意識」。

衛福部上周宣布在醫衛新南向旗艦計畫之下，將舉起國家隊大旗，以「一國一中心」模式，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醫衛合作。這讓外界嗅到一種新的方向感，若能持續推動這項計畫，或許能找到建立「新南向」成功的方式。

台灣在醫療、技職教育、農業技術及中小企業與創新企業等方面，早已累積雄厚的軟實力，這才是東南亞各國一直想強化合作的領域。但過去台灣是以經貿利益掛帥，往往只想擴大出口商機或爭取投資優惠，反而很少去關注各國的真正需求。例如台灣醫療發展成就舉世聞名，但我們很少與各國分享這些經驗及資源，非但各國海外就醫病患極少考慮台灣這個選項，更不用說藉由「醫療先進體」的形象，做為醫材藥品行銷的後盾。

衛福部的新南向國家隊，不是由產業打先鋒，而是以台大、成大、榮總、彰基、秀傳、慈濟等六家醫學中心為核心，分別鎖定印度、印尼、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六國，首重提供醫療人才培訓及醫技交流，並將分享我們在健保、防疫等公衛領域的經驗。在這種先滿足對方需求的架構下，順理成章地帶入醫材、藥品、疫苗甚至醫療資訊等產業連結。

這種揚棄推動商機、先投射台灣軟實力的創新思維，才能創造互利雙贏的模式。醫學中心絕對不是最佳的商機推銷員，卻能重塑台灣形象、建立人脈網絡及獲得人心；合作時間可能需要拉長，但更具有永續性。

對於這項新的嘗試，我們有幾個期待。第一是要能夠發揮「旗艦」計畫的功能。旗艦計畫不應只是錢多、人多的代名詞，更應該能夠建立一套成功且可複製的模式，未來要將示範、領頭的效果延伸到其他領域。例如技職教育新南向、農業新南向、產業創新新南向，都可考慮降低商機推廣性質，改由符合當地需求的資源分享者來打先鋒。

第二是落實跨部會整合機制。以醫療議題為例，除了衛福部及「一國一中心」模式外，工業局推動醫材藥品出口、科技部有生技醫藥研發計畫、外貿協會也有國際醫療中心，民間則有如Healthcare+平台，更有國衛院、工研院等研發單位，都有各自設定的新南向指標。

政府及民間各單位分頭推動「新南向」政策，雖然萬箭齊發，看似熱鬧，但彼此踩線、工作重疊甚至相互抵銷效益的問題也很嚴重。我們認為，應該讓旗艦計畫成為跨部會整合的重心，以「一議題、一部會」的架構，讓旗艦計畫主政機關成為第一線整合平台，行政院及經貿單位則扮演第二線的協助角色，或許更能落實「新南向」的價值。

長風文教基金會與台灣研究基金會舉辦研討會，邀請到英國的鄧恩等國際著名學者來台，深入檢討民主體制的問題。從報紙的報導來看，幾位學者均對選舉式的代議民主，表達了不滿與批評。

在今天的台灣，由於民主體制的運作令人民失望，民主製造的問題多於解決的問題，甚至流為「民主內戰」；也有不少人對於民主抱持著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此時此地，這幾位外國學者的批評，很可能會引起相當的共鳴。不過，任何制度都有其陰暗的一面；我們在批評與警覺之餘，對於民主的正面意義，應該也有清楚的認識。

一人一票的定期選舉制度，在許多國家被視為進入民主的門檻。常有人指出，選舉不應該成為民主體制的核心，公民不能只是選民。但是選民手裡的一票，確實又具有關鍵的意義。這種意義何在呢？

回頭看西方國家的民主化過程，公民的投票權一直是爭取民主的鬥爭焦點所在。「公民」身分原先只限於社會裡的少數強勢菁英，只有他們才有選舉權。但是其後幾百年來的民主化，其實就是選民範圍的擴大，從財產開始，一項又一項的限制陸續解除，選民不再受教育程度、宗教、性別、種族等等限制。民主化，實際上首先是選民化，也就是讓原先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們，手裡拿到一張選票。

選民的一張票，為什麼那麼重要？很簡單，成為選民，就是取得了平等的政治權利，然後才有條件開始爭取其他的權利。婦女沒有投票權，就無從爭取性別的平等；工人沒有投票權，就無法爭取階級的平等；黑人沒有投票權，也很難爭取族群的平等。身為選民，你的一張票不僅維護了平等的政治身分、政治權利，也開啟了各種社會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你投下一張票，並不代表也贏得了這些其他的權利；不過沒有這張選票，你根本不具備平等的政治人格。

在今天，民主制度的名聲非常不好。在許多國家，選民選出了不高明的領導人，或者藉公投推行不明智的政策。在台灣，頻繁的選舉製造了衝突與混亂，國家的發展無法做長期、穩定的規畫，資源隨選舉的需要而浪擲，選舉戰場上的勝利者更是趾高氣揚踐踏法治，企圖消滅政敵，掌控一切。但如果因此回頭懷疑民主選舉的意義，懷疑選民手中一票的關鍵價值，當然是因噎廢食。

從這些學者的說法來看，他們並沒有指出任何取代選舉民主的方案。事實上，選舉當然並不是產生統治者的唯一方法；甚至於並不能保證選出理想的領導人。不過，如果人民想要維護自己的平等參政權利，以便為自己保留一份尊嚴，不被有權有勢者踐踏、忽視、歧視，那麼珍惜、善用手裡的一張選票，其實是唯一可靠的辦法。

上周末召開的《從西方中心到後西方世界》國際研討會，中心議題是探討西方自由主義模式的崩解，以及中國模式的興起，但是更能夠說明這個主題的，是與會兩位學者的故事。

貝淡寧（Daniel A. Bell）是加拿大人，現在是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他寫的《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的模式》是國際上宣揚中國模式的最佳學術範本，去年他在報上投書「為何誰都可以成為中國人」，主張成為中國人的標準不是種族，而是文化認同，引發許多人側目。

其實貝淡寧所嚮往的是，中國儒家文化中國的理想「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現代意義來說，就是Pax Sinica中華治世，這與之前的Pax Americana大美治世，以及Pax Britannica大英治世，並沒有不同，只要服膺中華文化，遵守中國世界秩序，就算是中國人，不分種族與國籍，他自己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說明。

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人，曾擔任過新加坡外交部常務次長與駐聯合國大使，現任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廿年前他是李光耀的文膽，在亞洲價值的辯論中，擔任核心角色；最近他因為批評新加坡外交政策，得罪政府，即將自院長卸任，轉往大陸學術機構任職。

他主張美國要準備好成為世界老二，而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是遲早的事。在訪問中他強調，「不準備好退居世界第二，美國將會付出龐大的代價，會是重大戰略錯誤…我就是因為是美國的朋友，才提出這樣的忠告」。

美國模式的失敗，也是自由主義政治模式的失敗，幾個因素互為因果，先是全球化與科技的衝擊，造成選民與政治菁英疏離，這使得民粹主義式的政治人物興起，傳統政黨靠邊站。

與此相對的，則是中國模式（或稱中國賢能政治）的成功，領導人可以超脫對選民的承諾，專注在國家長遠方向、宏觀問題，效率不在話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稱「只要美國變成中國一天」的感嘆，由此而生。

雖然馬凱碩與貝淡寧等人，傾心於中國模式，但是中國模式也有許多內在缺陷，像是缺乏權力制衡的設計（既然是賢能之人，就要放手讓他做事，怎麼能夠限制他？），權力與貪汙是一體兩面（既然有權，貪汙的機會就大，甚至收賄成了效率潤滑劑）。

尤其是修憲將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取消之後，幾乎沒有西方學者再替中國辯護，大家都對中國政治的本質「恍然大悟」，畢竟沒有哪個模式是完美的。

五月的天空，台灣在世界的外交空間愈來愈小；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相繼與台灣斷交。蔡總統兩年執政，已折損了四個邦交國。

蔡總統執政的兩年間，台灣不只外交空間變小，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格局都愈來愈小，愈限縮在執政黨自我感覺良好的小世界，麥特戴蒙主演的電影《縮小人生》，正活生生在台灣上演。

這部諷刺電影中，描述天真的科學家為解決人口爆炸帶來的環境汙染與食物、能源大量消耗問題，發明了將人類縮小到十三公分的技術，讓願意縮小的人住在迷你世界裡，只需少量金錢與食物就可以過豪華的生活。以為動過縮小手術後，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就此到來，但最後發現小世界裡依然有階級、貧窮、吸毒等問題，更發現有國家藉縮小科技解決政治異己。今日蔡總統的內閣就是在進行這種縮小手術。

先看文化領域縮小，歷史教科書透過課綱小組的逐年修訂，一切以台灣為中心，縮小中華文化的比例，要讓台灣人不要當「大中華」，只要做「小台灣」。

其次看經濟領域，兩岸關係緊張，中共軍機繞台，再大膽的外商投資客，也會考量環境的穩定性，更不用說現在又值欠水欠電高峰期。加上無視中國經濟崛起推動的一帶一路，東亞國家無一可以置身事外，唯獨台灣老神在在，實已形同鎖國。

再看社會領域被裂解成公民對抗，社會力量日漸萎縮，軍公教本是社會穩定力量，結果年金改革將他們打壓成偷國家錢的既得利益者，以博取勞工的支持，強化彼此對立。最近台大的拔管事件，更讓台灣高教力量極度萎縮，即使折損了兩位教育部長，也似乎不痛不癢。

以上都讓台灣變得愈來愈小。蔡總統因其強烈的意識形態，無視中國崛起，已讓中華民國台灣變得愈來愈渺小。當然，蔡總統一定會搬出「一切都是中共惹的禍」來卸責，就像斷交就喊出要台灣人團結，但撕裂台灣族群、想盡辦法要消滅國民黨，是誰讓台灣人無法團結？

對台灣進行縮小手術者，正是蔡總統，她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意識形態，讓台灣愈來愈鎖國，格局愈來愈小。中華民國如因此國弱民貧而被加速統一，對岸還真要感謝她，因為她在短短兩年間將台灣變得這麼沒競爭力、這麼渺小、這麼沒實力。

在台灣歷次的移工運動現場，時常可以看到一個奇特的場景：家事看護工 （社會上俗稱家庭外勞）在示威現場一邊喊著口號，要求雇主給休假，一邊卻推著輪椅，繼續照顧身為她們雇主、有著失能問題的老阿公老阿嬤。「帶著雇主抗議雇主」，台灣也算是締造了人類工運史上的奇蹟。

這種現象背後代表的，是外籍移工們的勤勞、善良與責任感。很多在外工作的壯年人口，支付微薄薪水聘請看護移工，廿四小時貼身陪伴、全年無休照顧他們的父母。就算到「雇主都已經休假、移工也應該休假」的周日，卻還是不見人影、不回家陪陪父母。移工朋友們不忍心將別人的老母親單獨丟在家，只好繼續帶著老人家出門照料，度過她們「走出門口、繼續上班」的休假日。

其實，不良於行的阿公阿嬤，並非真正的雇主，老人家們的子女才是！除非這些雇主跟家事移工一樣，用著全年無休、廿四小時貼身陪伴的方式，在外面伺候他們的老闆；否則為人子女，平日以工作為由不照顧父母，花錢找移工幫你盡孝道，到了假日，總該有時間陪陪老人家了吧！這些來自印尼、菲律賓與越南的家事移工，很多是為了改善家庭環境、籌措子女的教育費用，才漂洋過海來台灣工作。她們也是為人父母！雇主們又何以忍心為了自身的便利，不照料自己父母、又持續地壓榨別人父母的勞力呢？

六月十日，民間挺移工組織將舉辦家事看護工遊行，爭取移工媽媽們周休一日的基本人權。希望平常沒盡到孝心的雇主，回家陪陪老爸老媽，讓同樣身為人母的移工們，能夠暫時出去外面喘口氣，讓外界聽到她們渴望休息的卑微訴求，也讓「把老媽媽丟給中年媽媽」、弱弱相殘的情況能減少發生。

這幾天天氣暴熱，聽聞台北市決定中小學教室全面裝冷氣，教育部表示「尊重地方政府作法」，但供電早已捉襟見肘的台電，能否讓這件事水到渠成，令人憂心。

其實我任教的學校早托基測、會考考場之福，在幾年前全面裝設冷氣，對有錢的都會區學校而言，公部門編列預算購置機器，電費由使用的學生支付，家境清寒者由家長會補助，教室吹冷氣不算困難，在大熱天裡對教學品質也確實大有助益。

但每到用電尖峰時刻，屢屢發生跳電狀況，有時一跳一兩個小時，屆時連電風扇都沒得吹，麥克風也跟著罷工，揮汗如雨的老師聲嘶力竭，心浮氣躁的學生人手一扇喊熱，甚至有人因此中暑，根本沒辦法上課。未來有更多用電族群同時要來瓜分這粥少僧多的電力，只怕跳電將成為每日揮之不去的教學夢魘。

政府死抱非核家園的理想卻不知變通，問題是今年五月以來，雙北都會區起碼已發生十起大規模跳電停電事件，倘若北市中小學全面裝冷氣成功達陣，其他縣市也要跟進，焦頭爛額的台電如何因應？

一日兩起聚眾逞兇的事件，兇殘的行徑令人怵目驚心，我們的社會為何變得如此易怒而暴躁？年輕人又為何如此凶殘？

類似的事件其實不只這兩件，前此也有互不順眼、一言不合就興師問罪，甚至大動干戈的案例。有樣學樣嗎？或許吧；但讓人起而效尤的應該是不能立予嚴懲—腥風血雨之後，雖有傷亡，卻是調查、蒐證、起訴、審訊…一連串漫無邊際的過程，致使惡行惡狀的人逍遙法外，一副法令於我何有哉的狀態，恐怕才是年輕人逞兇鬥狠的主因。

看這群人，手持棍棒刀槍，凶神惡煞般的施暴，他們不知道一出手會有喪命之虞嗎？不知道會有罪責嗎？還是以為刀槍棍棒加諸於人像打電玩，人死還能復生？如此殘暴，沒有同情心，不啻不定時的走動炸彈，哪天再有不順心、不順眼，難保不會又呼朋引伴群起肇事。豈能縱容這樣蠻橫粗暴兇殘的行徑！

國軍招募志願役士兵，想方設法，兵源猶且不足，年輕人一個呼嘯就能數十人向人興師問罪，不分青紅皂白、不查明對象，一出手就下重手，令人驚心。他們有匹夫之勇，但有盡國家社會家庭責任義務的勇氣嗎？諷刺的是，無端受害者竟有一位志願軍人。

動輒聚眾滋事，卻不敢一人做事一人擔，或與人論理溝通，不只缺乏溝通能力，更是膽怯的表現。我們應培養年輕人溝通協調能力，更要教育他們承擔責任的勇氣，而最有效方式，就是立即繩之以法、科以重罪！

日前有立委提案，對於航空公司國內線非因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班機延遲或取消航班者，要訂定賠償基準。然筆者認為，航空公司與乘客就運送條件既已定有運送契約，若航空公司未能如約運送乘客，則依相關條款處理。但進一步對於所謂的「不可抗力因素」與「可歸責性」則應劃一清楚的範圍。

航空運輸外在不可抗力因素很多，也經常不會只有單一因素。就航空公司的飛航管制作業而言，尚須考量飛機、組員、乘客、法規及外在環境等條件，並非可任意調整，且在調度上也經常是需要做整體考量與取捨，但由於法令解釋不一的問題，反而增加了調度上的困難甚至是不必要的浪費及風險。因此現行由各航空站認定取消或延遲之可歸責範圍，而非就營運人方面的整體考量，似仍有模糊不清之處。

舉例而言，航班起飛後因鳥擊或環境因素以至於落地後按規定須進行檢修，而檢修又需要時間，國內航班間距較密，那麼後續接班航班延誤的歸責與範圍該如何屬之？又例如遇有臨時性的關場、流量管制，導致航班須轉降或盤旋，那麼除了該航班可不受歸責外，其後續航班範圍認定為何？此外，若後續航班基於場站宵禁或組員工時因素考量，而不得不取消、改時或合併航班時，又應如何歸責？更別說還得考慮取消航班的量罰。

因此筆者認為，與其增加限制而減少調度彈性，不如放寬業者可調度的空間以及放寬機場宵禁時間後的彈性時間。另外，除明訂合理的賠償範圍與條件外，對於不可抗力之因素宜包含到該航班後續有關聯之班次，而可否歸責則宜以最初原因整體且客觀角度觀之，做一合理的責任劃分。

日本是內閣制國家，過去多見首相隨民意變動頻繁更換，看似政局經常動盪不安，其實民眾早習以為常，社會非常穩定，靠的就是優異的「文官中立」（不為政黨服務），早已穩穩建構堅強的民主法治社會，不受政黨輪替影響而失去「文官的良心」，這才是健全社會的最重要資產。

台灣對此稱羨不已，一心嚮往學習，遂經幾次政黨輪替，證明了我們也開始擁有法治國的前提基礎：「良好的行政中立」。不料，卻因這次教育部「拔管」事件，完全暴露「行政中立」遭到政治力破壞與摧殘的痕跡。

一般行政機關處理法規重大疑義，不是開跨部會諮詢會議就已足夠。因為那只是彙總涉及各部會主管業務及法規的初步意見，如認為還有重大法制爭議，各部會多半不敢貿然扛下責任。且就實務經驗多寡及分析法理之深廣度言，仍需就教行政院法規會，或正式函請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統一解釋法規，以此穩健嚴謹的程序，確實可以定紛止爭，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行政爭訟。

但細觀教育部拔管過程，似乎已先定下目標，完全無視「不予聘任國立大學校長」可能涉及憲法講學自由、法律保留原則與大學法第一條大學自治之精神、第九條有關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權責及教育部形式聘任權的文義解釋與立法理由等等重大爭議，只閉門召開法制位階較低的跨部會諮詢會議，又背離一般多以常任文官專業參與的常規，卻由法務部政務次長以個人意見主導會議結論，殊為反常。讓人合理懷疑已先入為主，再找特定人士背書，政治明顯凌駕專業，且最後教育部發出的公文還避重就輕、模糊以對，則蔡總統所稱「尊重教育部的專業處理」豈不變成糊弄人民的政治話術，荒謬而諷刺？

行政院法規會或法務部正式解釋的「從缺」，正彰顯教育部失去專業說服力。這樣捨棄「重大法制疑義處理」的正當程序，如何能質疑台大遴委會及管中閔在獨董爭議上未履行所謂的「正當程序」？

「文官中立」應守住大學法第九條解釋的第一關。簡單說，教育部不能違反大學自治基本精神，即對國立大學校長的遴選無實質審查權，就沒有用其他違法兼職等理由來「卡管」的正當性，所有檢舉管中閔違法的事由都應先讓他就任台大校長後再去追究。我們國家上自總統槍擊爭議，下至地方民代選舉舞弊，不都「先上任、後追究」，以確保法律（秩序）安定性，避免社會對立，這難道不就是「法治價值遠勝於個人榮辱」？

遺憾的是，政府視法制如敝屣，也不尊重文官專業。公務員為了避免將來可能被監察院調查究責，必須預留「保命符（證據）」，但「文官中立」顯然已被嚴重戳傷，民眾因不瞭解如此複雜的爭議，而被部分媒體及法律學者等誤導，形成嚴重的社會對立，全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已不是台大校長一職可以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