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五月十三日,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李遠哲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演講,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談到國內政情,中央社電文說:「他強調,作為知識分子要有良知……,當國家政治失序……,就要憑良知站出來發言,他就是如此的協助陳水扁……,就這樣,他被台灣媒體一直抹黑,意圖使他無法在社會上發生功效。」
李遠哲的意思是因為他支持陳水扁,才被新聞界「抹黑」,而「抹黑」的目的在使他對社會「不發生功效」。這些話,雖時過多年,但深究的時效與價值仍在,因為這關乎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責任問題。
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當然會關心政治。李遠哲的中研院前輩院長胡適,自美留學返國,曾矢言二十年不談政治,但不久就參與《新青年》與《獨立評論》,幾乎成了「政治評論員」,熱心提倡「好人政府」,最後且做了「過河卒子」,直接「參政」,做了外交官。做為學者的李遠哲,當然能夠也應該關心和過問政治。而在一個民主國家,他支持哪個政黨和候選人,是他自已的判斷和選擇,他人無權置喙。所以公元二○○○年他以台灣「向下沉淪還是向上提升」為名,助陳水扁當選,且擔任他的「國政顧問團」團長,好像沒人對他有何議論。
陳水扁執政四年,視國事如兒戲,對外鎖國,對內亂政,國家已走上衰敗之路,但二○○四年李遠哲仍支持陳水扁,結果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貪汙腐化的政府。李遠哲從未為此說過一句話。在立法院有委員問他要不要對挺扁的結果負責?他回答「大家都應負責」。很多民眾因為相信李遠哲而投了陳水扁的票,這些受害人有什麼責好負?
二○一二年大選,李遠哲又領銜一群學者刊登巨幅廣告,以「科學家的良知」為號召,力挺蔡英文,並為宇昌案背書。這些都是李遠哲自己做的事,並無媒體「抹黑」。倒是李遠哲的中研院同仁「草蝦之父」廖一久院士,發表公開信,指李遠哲當年挺扁,換來的是不堪的八年貪腐,不堪的八年沉淪,台灣整整有八年停滯不前,走不出去。他對李遠哲喊話:「你可曾為此公開向國人道歉?如果沒有,今天又何忍再站出來,希望國人不計前嫌,再相信你一次呢?台灣人民何辜,要繼續為你個人的判斷再承擔一次風險呢?」
李遠哲似乎聽不進廖一久的話,又做了一件有「風險」的事。二○一六年中研院選舉新院長,李遠哲主導臨時改變選舉方式,將候選人的「均等資格選」,改成「優選順序」的「排名選」。且又違反慣例,在現場公開得票數,外界認為是在保全「綁票」成果。
當管中閔當選台大校長好幾個月而不能上任,幾成僵局之際,李遠哲再度「冒險犯難」,批評台大選不出好校長來。此言一出,輿情沸騰,都覺得李遠哲不知輕重。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批評說,李遠哲是學化學的,不應涉入自己不專長的領域。「如果連這種起碼的職業倫理都不懂,就是學術的巨人,品格的侏儒,叫人瞧不起。」
這些事都是李遠哲自己做的,媒體自然有報導和評論。如果李遠哲認為新聞界對他有偏見,前總統李登輝總是他可信任的人吧!李登輝在二○○一年五月發表的《執政告白實錄》中,有一段評論李遠哲的話:「這個人以為自己是萬能的,教改要管,九二一重建他在行,兩岸問題希望插一手,到處點到為止,卻從來不願意腳踏實地做基本的苦工,這會變成是在搞造神運動,無法真為國家做事。」
李遠哲回國擔任中研院長時,國人對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充滿了好感與敬意。是他自己言行的不謹慎和不自重,逐漸失去了公眾的信任。他對社會的影響力是他自己一點一滴消磨掉的。尤其他卸任中研院長前那個「特聘條款」的爭議,很多人認為何不留給下任院長批准。如果這也算「黑」,就更不是媒體有能力「抹」得上的。
台灣政黨輪替已具基礎,多少風流人物已被浪花淘盡,本不必把某一個人的事再拿出來談論,但是享受社會名器榮耀的人,尤其是萬人仰望的知識分子,言行應為大眾做榜樣,以建立社會共同的價值標準,使國家能循合理的規範,在正常的軌道上前進。
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籍學者薩依德就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人,有能力「向」公眾及「為」公眾發言,履行社會責任。中國文化講求「君子愛人以德」、「春秋責備賢者」,大概也是對公共知識分子而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