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空服員遭外籍乘客不合理要求而受辱事件，情節不堪，令工會用「職災」形容。但航空公司的聲明卻提到「服務的初心」。員工遇惡客卻無法保護自己，忍辱受氣，真是本於「服務的初心」？或比較可能跟「保住飯碗」有關？

服務業不是奴婢業！這句話數年前即有人提出，源起於一則金融業廣告，標榜女性客服在男友求婚當頭，都還是以處理客戶優先。當時有網紅發文，說企業不應要求員工為客戶而全然犧牲私人生活。

但台灣服務業卻還是一直朝這樣的歪風發展，奧客現象釀造「最醜陋的風景是人」。從超商店員到銀行理專、醫院護理師，本來各有各的專業能力和職業尊嚴，卻因屈從「顧客至上」而變得「奴婢化」。

台灣的消費者被嬌寵，進百貨公司，不能自己按電梯樓層按鈕嗎？到了銀行或醫院，不能自己抽號碼牌嗎？金融業理專，為何需要向「尊榮客戶」年節送禮，提供「貼身秘書」服務？美籍航空公司的空服員有工會撐腰，連幫客人將隨身行李置入頭頂置物箱的要求都可拒絕，理由正是避免職業傷害。相形之下，台灣服務業一逕學習日本「顧客是神」的精神，未免喪失了人與人之間平等對待的原則。

經濟面，就業市場景況不佳，員工為保飯碗而忍氣吞聲。政治面，民粹和「討好」風氣盛行，連公務員執法都不敢理直氣壯。服務業不是奴婢業，請政府和大企業帶頭建立健康的職業尊嚴。

林佳龍在台中市長任內推動的山手線計畫，近日他改以「交通部長」的身分爆料，稱此案遭國發會「退回」。但國發會主委陳美伶隨即反駁，此案是「補件」而非「退回」；國發會更罕見地將回函公文公布在官網，倒打林佳龍及交通部一耙。撇開中央地方或部會間的角力不談，此一變化，正可提供各界重新檢視山手線的機會。

從國發會的回函公文，可看出當初林佳龍市府送出的山手線計畫內容多麼空泛蒼白。而交通部（當時部長為吳宏謀）為了選舉考量，更罔顧專業職責，在選前兩周倉促將粗糙的計畫送進行政院。國發會綜整相關部會意見後，發現山手線計畫除多達廿二處不符合交通部所頒布的「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審查要點」，其必要性與財務計畫也遭嚴厲質疑。

國發會的看法是，平交道的改善，應先評估設置智慧型平交道安控系統、車輛改道、公路立體化及鐵路車站跨站式站房等方案；若皆不可行，再評估鐵路立體化的必要性。國發會也認為，計畫中連接山線與海線鐵路的「彩虹線」（甲后線），與台中捷運藍線具替代性，交通部應將加強大眾運輸系統及擴大東西向公路系統等替代方案納入比較。但顯然林佳龍市府與交通部都沒有做。

國發會並提到，依台中市所提山手線計畫，台鐵局須分擔自償性經費十三．九億元，卻未經台鐵「確認」。亦即，當初林佳龍送出該計畫時，竟未徵詢台鐵局意見即逕自「畫押」要台鐵買帳；而通過該計畫的就是台鐵上級機關交通部，這豈不可議？此外，該計畫有三個路段未敘明經費分擔方式，國發會也要求交通部重新核算中央跟地方應分擔的經費。由此可見，林佳龍市府團隊當初根本就是瞎拼亂湊的計畫，交通部也睜隻眼閉隻眼就讓它過關。事後面對外界「草率過關」的質疑，交通部還辯稱該計畫是經過嚴格審查才送出，不害臊嗎？

林佳龍在第一時間把「補件」說成了「退件」，被國發會駁斥後才改口，辯稱補件是補給行政院，而盧秀燕要求中央全額補助山手線已是重大變更事項，因此必須重新提案給交通部。但林佳龍卻未解釋，他聲稱已構思十四年、並在市長任內完成規畫的重大建設，為何會被國發會挑出廿二項缺失。莫非他「退件」之語，只是為了掩飾自己當初山手線答卷不及格的醜態，因此改用交通部長的官腔，把責任轉嫁到盧市府身上。

撇開政治陰謀論不談，盧市府不妨回到山手線本身的效益，務實探究是否有非蓋不可的必要性。山手線涵蓋多項子計畫，包括施工中的成追線鐵路雙軌化、海線鐵路雙軌立體化、大慶到新烏日鐵路高架化，和串連山海線大甲到后里的新建軌道，總建設經費高達七百多億，中央地方各約負擔一半，其中有些效益太低，備受質疑。但山手線計畫也不必一竿子打翻，其中項目有急有緩，可以拆開進行，不需好大喜功追求一次包裹過關。

例如海線鐵路目前只有單軌，班次與班距受限，雙軌化確實有其必要，立體化工程則應審慎評估。至於甲后線，目前兩地間已有公路連接，中市府應先讓捷運化公車先行，先培養公共運輸人口，再重新評估運量需求。若連公車都沒人搭，誰敢說蓋了鐵路就會有乘客？更何況，甲后線與前瞻計畫的台中捷運藍線功能重疊，經費更逼近千億，財政不能不認真評量。

這張被林佳龍考砸的「山手線」考卷，如今換由盧市府補考。盧市府其實不必急著作答，也不能抱存「中央全數埋單」的幻想；事實上，林佳龍已明白拒絕中央全額負擔。盧秀燕應將山手線「砍掉重練」，就現實需求與財政負擔重新盤點優先的建設，不必為了山手線大夢而山手線。

行政院強調未來方案的規劃，絕不舉債、絕不破壞財政紀律、絕非負所得稅、絕非消費券、亦絕非劫貧濟富。其實，這「五絕」反映的正是行政院用「否定自己」的方式來達到自保的補救企圖。從蔡總統想要扭轉選後劣勢而提出的分紅發想開始，未經周延的專業評估，各單位便匆忙地把自己業務中所熟悉的工作項目（中低收入戶補助、節能減碳電器產品補貼等）盤點上路，不但了無新意，更造成搶錢大戰，民眾被搞得一頭霧水。

當高雄巿在行政院會中要求歲計剩餘可否用來補助地方時，財政部長蘇建榮與主計長朱澤民皆異口同聲地回應說，「補助地方須經立法院審議，並要有科目」。這種說辭的確是符合專業的回答，但是，只有用於地方補助才需要遵守預算法嗎？為什麼當蔡總統宣示因稅收超徵而要發「經濟紅利」的時候，這兩位財稅學者出身的部會首長卻只知唯唯諾諾。這場喧囂紛亂的鬧劇，未制止於始，他們難道無須承擔一些責任？

這次事件涉及與預算法制相關問題甚多，主要包括：

一、預算與決算的金額必有差異。政府財務收支的表現本來就有「兩套帳」，預算由行政單位事前編造並執行，但須由立法院審議；決算由行政單位事後編造並向立法院報告，但須經監察院審定。預算既是預估的數字，與實際執行的決算有所不同，自是必然，每年都如此。稅收超徵並不代表政府「額外」增加民眾負擔，據此請求返還，法理上存有爭議。

二、稅收超徵並不保證有歲計剩餘。稅收超徵的原因很複雜，或是景氣、或是低估、或是稅改，不一而足，但重要的是即使超徵也不必然會產生歲計剩餘。何況，若超徵來自例如2014年的「財政改革方案」，則稅收超徵正是改革原本的目的，政府怎可自相矛盾，含糊地以「經濟紅利」之名，又將超徵稅收退還給民眾。

三、以前年度累積歲計剩餘性屬融資財源。稅收超徵通常皆優先用以彌補原估的預算赤字或償還債務，以減少政府舉債或降低債務餘額。若超徵形成歲計剩餘，依據預算法第6條規定，「歲入、歲出之差短，以公債、賒借或以前年度歲計剩餘撥補之」，最終將轉成未來年度的融資財源，而仍然在整個預算體系中正常運作。如今若強要把它從正常體系中揪出，另行運用，實有違法與破壞體制之嫌。

四、以前年度歲計剩餘不得用於經常支出。歲計剩餘產生後，依法隨即轉入下年度，變成以前年度歲計剩餘。根據預算法第23條規定，「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剩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按照行政院對外說明的未來規劃方向，試問哪一項不是經常支出？

五、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的選擇。行政院尚未決定未來的方案將以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編列，但不論何者，似乎都存有疑慮。依預算法規定，適用追加預算的可能條款只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適用特別預算的相近條款只有，「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本事件並非發生重大事故致原辦經費增加，故自不適用追加預算。至於特別預算，雖解釋彈性較大，但近年來社會輿論對其被政府過分濫用，多所抨擊與質疑。行政院在做決定前，允宜謹慎考慮。

日前內閣才剛改組，二位財主部會首長皆獲留任。諄諄建言，企盼蔡總統能懸崖勒馬，幸甚！

自一九四九兩岸分治迄今七十年，海峽風雲有三次吃緊，一九五○、一九五八、一九九六，如以一到五作為吃緊指數，一九五○為五，餘兩次不過為二。一九五○若非韓戰爆發，共軍必然渡海，解放了台灣。一九五八及一九九六兩次，俱為測試及恐嚇，未有真打之意圖。但進入二○一九後，此一指數急遽升高。

我有此觀察，是根據如下的分析：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台灣方案有兩個選擇：一為「和統」，一為「武統」。和統的基本框架是「一國兩制」，但程序上必須通過協商與談判，談判的前提則是「一中原則」及「九二共識」。目前「一中原則」及「九二共識」在台灣內部都沒有共識，何況兩岸之間；至於「一國兩制」，無分藍綠都不接受。是則兩岸之間，協商談判如何進行，既無協商談判，何來和平統一？其次，關於「武統」，習近平在「五點主張」中說，「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但絕非針對台灣同胞，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於是，習近平的台灣方案中就存在著一個懸念：如果「和統」無望，是否就必然「武統」了呢？但若武統的條件也未成熟，是否就既不和統又不武統讓現狀繼續下去？但習近平又說，「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

這就要看北京當局怎麼看待「統一」了。這涉及到三個層次的評估：有沒有必要，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決心。就必要而言，領土主權必須統一，有必要；突破美國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對中國的封鎖，有必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目標，有必要。就能力而言，今日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已遠非七十年前可比；兩岸之間，也是台消陸長；更關鍵的是在西太平洋，美軍的介入能力也正面對著中國「反介入」能力越來越大的挑戰。再看決心，這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習近平的歷史使命感及歷史責任感。應該說，兩者均無可懷疑。

就在這個時候，一向隱而不顯的美國因素出現了。面對中國強勢崛起，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國，從歐巴馬到川普，卯盡全力遏制中國，但歐巴馬「重返亞太」效果不彰，繼任者川普擔心「美國第一」不保，乃加碼遏壓中國，從科技戰、貿易戰、投資戰，到朝鮮牌、印度牌、南海牌，並手握台灣牌，蓄勢待發。川普上台之後，已先後通過了《國防授權法》、《台灣旅行法》及《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強化美台關係及對台軍售。與此同時，台灣當局為對抗北京當局，明顯地越來越拉美自保，擁美自重。但這樣的作為與傾向，在北京當局看來，恰恰就是所謂的「外部勢力干涉」及所謂的「分裂活動」。

把上述所有現象與形勢合攏來看，就可以得到二○一九海峽風險指數何以快速飆升的研判了。

文化部長鄭麗君參加資深藝人尾牙餐會，竟遭某藝人當眾賞了一巴掌，看來不免錯愕與驚訝。堂堂部長，大庭廣眾下遭此羞辱；打人的固然不對，身為國家文化掌門人，施政作為缺乏行政中立，行事風格是非判斷不明，不尊重歷史文化，美其名轉型正義，實則意識形態作祟；甘為政治打手與鬥爭工具，實在不足為訓，理當反躬自省。

蔣公歷史功過與評價，豈是一個文化部長可以頤指氣使，或是執政黨片面推翻揚棄，掃入歷史灰燼？蔣公對國家民族歷史功過與是非曲直，自當留待後世史學家評述後方可蓋棺定論，執政黨及文化部去蔣動作有如毀屍滅跡般，似乎有違台灣絕大多數善良人民心念與想法。

籲請執政者務必要知道，去蔣動作只會激化社會衝突對立，撕裂人民感情。鄭麗君挨這一巴掌，如果有痛，應該是「痛在其身，傷在民心」，打一巴掌的那位藝人，雖然不該暴力相向，或許也代表多數人民的怒吼與發聲，希望能點醒執政團隊，尊重歷史文化，崇法務實，學習韓國瑜「發展經濟，讓人民賺大錢，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才是正辦，也是執政者天經地義的使命與政治責任啊。

文化部長鄭麗君出席歲末關懷藝人餐會時，遭資深藝人鄭惠中打巴掌，現場譁然。鄭姓藝人是因不滿鄭部長多次表示要將中正紀念堂轉型，以達到執政黨去蔣化的目標。社會大眾都反對以暴力行為來表達抗議，雖然該藝人已對打人行為表示歉意，但對政府將採的去蔣政策仍表不能苟同。

此一打文化部長巴掌事件對台灣形象造成極大傷害，社會各界應譴責此種粗暴行為，而涉案藝人也應迅速受到司法調查和制裁。但此事也反映在沒有得到民意支持前，鄭多次表示將把中正紀念堂轉型，達到去蔣化目標，也凸顯文化部粗魯行政的事實。

中正紀念堂其實是在蔣中正總統逝世後，為表示全民對他的懷念，由政府及社會各界籌建的紀念性園區，但在二○○七年民進黨執政時，因部分反蔣人士的抗議行動，硬將大門牌樓上的「大中至正」題字強行拆下，換上「自由廣場」匾額，並由民進黨政府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二○○八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又改稱為「中正紀念堂」，但大門牌樓的匾額仍掛著民進黨執政時的「自由廣場」。

從廣場性質的爭議，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尚不能對「尊蔣」有共識；由國民黨贏回執政權後，沒有取下「自由廣場」的匾額，也表示此一爭議是可受公評的、甚而可經具有民意程序的方式，進行大家都能接受的轉型。但在沒有取得共識，也未經適當的民意表達過程，鄭麗君部長一再對外放話，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甚至有移除蔣中正紀念銅像之議，已在台灣社會造成很大的衝突和對立。文化部未能有深思熟慮的構想，也沒有經過較為合理合情的民主程序，霸王硬上弓的企圖，激化了尊蔣派人士的反感，才導致現今的打巴掌事件。打人的藝人固然不對，但文化部粗魯去蔣也是值得檢討的。

現今的中正紀念堂，在大門牌樓上標明此一園區是「自由廣場」，是否也代表將來轉型精神，可朝「自由民主」方向來作改變，例如將蔣公銅像，與歷任總統銅像並列，或環列四周，同時供參觀人士瞻仰，因為台灣的民主政治及繁榮進步的社會，是所有歷屆國家元首共同努力的結果。同時預留空間供往後陳列國家元首的銅像，記述他們在任內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形成一種優良的紀念文化！

總之，文化部沒有公正公開的將此一園區作妥善的轉型考慮，只知一再對外作去蔣的談話，不但對轉型沒有建樹，反而造成尖銳的對立，實在令人遺憾。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席比喻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強盜說」，引發綠委段宜康強烈批評，柯段間陷入口水戰；柯市長甚至加碼回嗆段立委先吞曲棍球再來發問。表面上看，只是兩人間的唇槍舌劍，其實柯市長是項莊舞劍，他的目標則是當前台灣第一大黨「討厭民進黨」裡的淺藍選票。

柯市長有驚無險連任後，相較第一任初期看似平靜無波，其實已不動聲色完成兩大調整。

第一是風格調整：相較於過去的口無遮攔，動輒得咎，柯市長連任之後發言明顯低調許多，除了與蔡總統會面時寡言少語，受訪時亦盡量避免與施政無關的議題。

第二是對象調整：柯市長第一任內砲火聚焦在藍營前兩任市長可能的弊端，甚至提出最後不了了之的五大弊案。自從這次選戰期間白綠分手後，開始將砲火逐漸轉向綠營，到如今火力全開對準段立委和他背後的民進黨新潮流，不給白綠合作留下餘地。種種作為，既展現作為首都市長的自信，又能鋪平進取總統大位的道路。

反觀藍營，在北市長一役未能趁著白綠分裂局面奪回市長寶座，反而使自己陷入兩大真空。

第一是領導真空：國民黨候選人丁守中在敗選後不願認輸，要求驗票及提起選舉無效之訴，明眼人皆知即使重選也不會改變結果，但是丁的堅持卻卡住了北市舵手的位置，使得藍營在北市陷入各自為政，無人領導的散沙局面。

第二是話語真空：由於丁的選舉無效之訴使北市長選舉進入若有實無的延長賽，反倒使藍營立委和市議員對柯市府失去監督和批評的著力點，只能將砲口轉向口譯哥和滅管之類屬於中央政府的議題上，讓早已實質進入第二任的柯市府得以毫無顧忌地快跑前進。

藍營或許還有人天真以為柯市長加入批段是同仇敵愾，但別忘了綠營在北市自阿扁之後就長期在野，甚至在二○○八年立委選舉還曾被藍營八仙過海，早就沒什麼好輸的。倒是藍營自己，在柯精明操作分化下，氣勢此消彼長，哪天自己的基本盤全被白色力量給漂白了都還不知道！

廿二日「稅收盈餘 何不大方獎勵回收？」一文，既幫助弱勢族群，又有利環保，令人感佩。

筆者呼籲，還有一些長期專門照護和教育弱勢（偏鄉地區）族群的公益團體也值得我們支持且投入愛心。

政府不妨訂立標準，開放民間申請，由社會公正人士公開評比，以申請團體過往貢獻、成果、每年募集到的捐款和固定開銷間的差額（也就是運作的困難度，正常的話，應該有紀錄可考）等做指標，按比例、以消費券方式發放，刺激經濟之餘，讓那些真正的需要者得到幫助，扶貧濟弱，似乎也很「接地氣」。

多年前教育部曾規定公私立小學可開設課後輔導班，試辦放學後四點到五點半的課後輔導，由學校老師擔任課後輔導，陪伴學生寫作業，解決部分雙薪家庭孩子放學後與家長下班時間的銜接。

公家機構的上班族可在下午五點半到學校接孩子，但許多家長都不可能五點半就下班，因此到六點半、七點半都還有學生在校園等候。冬天天黑早，校園一片漆黑，安全起見只能把學生集合在警衛室，請校警幫忙兼顧，雙方徒增困擾。

學生輔導費每小時廿元，比起安親班便宜許多；但是一般安親班可安置到八點半或九點，滿足家長的時間需求。而學校教師每小時輔導費二百六十元，很少有願意參加者，老師也有家庭和孩子要照顧，美意不如人意，收費再便宜也無人問津，這項政策不久就落幕了。

現代家庭經濟壓力沉重，雙薪家庭比例高，在工作和孩子之間，父母若要魚與熊掌兼得，只能選擇送孩子到安親班，而安親班的優劣，更讓家長徬徨。

建議教育局辦理課後照顧，若能甄選校外符合師資人員或退休教師，以學校資源為基本，安排課後輔導課程，時間的安排從課後四點半到八點半，才能有效解決父母實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