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對媒體有不同喜好，在所難免。像川普不為美國民主派媒體所喜，他也不掩飾自己對他們的憎惡，卻不曾運用公權力去箝制。但我國安高層把媒體打成中共「同路」，公開質疑他們的忠誠，卻已踰越法治國家界限。若媒體真有利用對岸餵養的假消息來危害台灣，蔡政府儘管依法偵辦；若是含沙射影汙衊，則是卑劣的賤招。

蔡政府近期頻頻打壓媒體。包括蘇揆運用放話威逼，迫使NCC連續對中天、東森、TVBS等媒體連續開罰，除了理由缺乏說服力，也有雙重標準之嫌。不僅如此，民視董事長郭倍宏遭到撤換，該台政論節目錄到一半被換了主持人，據稱也與蔡總統與獨派的嫌隙有關。

亦即，蔡政府不僅利用權力來威嚇媒體，更將手伸進媒體的經營權，直接干預起人事。當年民進黨極力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如今，難道黨政公開重返媒體了？當然，蔡政府也不乏它的「友善媒體」，否則，小熊野放時連保育員都上不了的飛機，怎會有主播大剌剌坐在上面報導？

用行政權打壓媒體，是倒退的做法。汙衊媒體為中共「同路」，則是恐慌政府的末流之技。

回顧這頁爭取婚姻平權史，波折橫生。原先社會一面倒地無法接納，但經挺同婚團體不輟地上街訴求平權，才有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讓同婚陣營士氣大振。未料，去年底的公投第十二案「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形式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卻顯示多數民意仍無法接受挺同團體的「第一志願」——納入《民法》，導致今天的立法僵局。

「七四八號解釋」認定，《民法》親屬編保障不足，無法讓同性成立永久結合關係，違反憲法婚姻自由及平等權，因此要求兩年內應修或制定相關法律。大法官們致力消弭性別差別待遇，應給予掌聲；但其做法，卻也有對立法權伸手指導之嫌，還留下一個「未明示該怎麼做」尾巴。

無論如何，大法官把解決爭議的責任丟給民意最高機關立法院，立院自然責無旁貸。但實況卻是，二○一六年得利於挺同婚而取得政權的民進黨，卻在修法階段猶疑了。民進黨不願一股作氣承擔的結果，讓反同婚團體直接訴諸公投，作出了「另立專法」的決定，使得僵局更難收場。

例如，「大法官解釋」對比「公投」，誰的法律位階更高？挺同婚團體認為，大法官解釋位階與憲法本文相同，而公投位階僅是法律，憲法當然高於法律。但反同婚團體則認為，公投是人民行使創造法律的「創制權」，效力自然勝過大法官僅能「解釋法律」的權限。兩種見解，似乎各有其理。

更棘手的問題是，既倡言法治國，就應「依法行政」；但大法官們只給了一個含糊的說法，未指明道路，卻創造了一個讓行政權及人民皆不知如何遵循的特殊法律空間。挺婚姻平權者認為，五二四大限後，立院若未訂專法，同婚者便可逕依《民法》至戶政機關辦結婚登記；這種想法，未免太過一廂情願。畢竟，缺了成文法的保障，除將使廣大行政人員無所適從，亦無助解決未來可以預想得到的各種同婚糾紛。

因此，最佳解方仍是回歸立專法解決。目前光譜的一端，是行政院提出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草案；光譜另一端，則是下一代幸福聯盟等團體提出的《公投第十二案施行法》草案。兩者的主要爭點在於「名稱」，一方要「同性婚姻」，一方則堅持用「同性家屬」。在收養子女方面，政院版準用《民法》繼親收養，幸福盟版則不涉兒童收養。

為了解決此一僵局，民進黨立委林岱樺等人日昨臨時提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暨公投第十二案施行法》草案，作為折衷版本，將「同性婚姻」改稱「同性結合」，另設「防偽條款」來防止「假結婚」，迅即逕付二讀。接下來的發展，只能由朝野立委透過表決戰一決勝負；若仍無法過關，政院就得接下燙手山芋，訂出無法可循的空窗期之遵循準則，讓同性婚者先登記再說。但這終究是頭痛醫頭之計，若要畢其功於一役，應藉由當事人無法辦登記且窮盡救濟途徑後，再聲請釋憲，請大法官給出更明確的答案以定紛止爭。

同婚立法是蔡英文的競選承諾，因此大法官作出那樣的釋憲；但此一高調，卻讓區域立委難以面對立場兩極的選民和公投結果。無論如何，立院終究是調和各種社會價值的場域，必須設法解決問題。這次立法爭議，也讓人民看清：是什麼政黨想要博名聲、撈選票又不願扛責，哪些團體又是只顧堅持理念而不顧社會多數意願。

從人的交流來看，從戰後的「昭和時代」進入到1989年的平成元年，台日交流首先出現的是危機。隨著戰前出生日語教育世代的退休，儘管台灣的大學培養了不少日語系畢業生，但企業要找到精通日本社會文化、商業默契的知日人才是愈來愈難。

然而平成時期的最後十年，日本人口結構轉變，使得台日人才交流有了翻天覆地的大改變。日本在2010年左右進入了人口減少社會，迫使日本政府在去年修改相關法律，並從今年起前所未有的明文允許企業引進藍領外勞，同時開啟外勞取得居留權的大門，變相的開始接受外勞移民。

展望令和，日本為了維持人口減少下的經濟活力，勢必逐漸走向移民社會，而日本對外招募勞動力時，對日友好又同有勤勉文化的台灣人，將會是日本的首選之一。

平成23年（2011）的東日本大地震，是台日關係的重要轉捩點。地震後台灣是對日本最多民間捐款的國家，金額遠遠超過中國與韓國等其他東亞國家。「患難見真情」所建立的信任感，是2011年後台日民間交流的重要基調。

從一個小地方，就可以看出日本社會對台灣人的信任感。平成時代日本政府以「地方創生」之名，積極活化地方經濟，而內閣府的網站也開設特區，幫各地方政府公告徵人啟示，尋找外國人才到地方推廣觀光，或者協助處理外國居民問題。而現在內閣府的網站中，徵求最多的外國人是台灣人，有六個地方政府（香港人有三個，中國人有一個）。換句話說，雖然日本最多的觀光客是中國人，但是地方政府還是希望找台灣人來幫忙做中文宣傳。

除了政府單位外，日本民間也積極招募台灣人成為企業新血。目前在日的台灣人總數近6萬人，是2012年的2.5倍以上。其中取得工作簽證的台灣人，2012年只有千餘人，到2018年已經破1萬人，成長近七倍。

到去年底為止，各國到日本度假打工總人數在約1.2萬人，其中台灣人有3,700人，僅次於韓國人4,051人。而今年起，台灣人的名額將從5,000人，一下子倍增到1萬人，預料從今年起日本的度假打工外國人中，大概兩人中就有一個是台灣人。此外，現在走在台灣的大學校園裡，發現有不少日本人才仲介公司，甚至是星野度假村等日本知名企業，直接來到大學貼海報，招募人才赴日工作。

令和時代，台灣將成為日本補充勞動力不足的人才庫。這將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雙面刃。一方面台灣企業要招募員工，如果職缺是日本企業所需，例如有英文能力的軟體工程師，有多語能力的服務業人員，台企將會面對日企提出兩倍薪資的壓力；但是換一個角度，這也是激發台灣企業提高競爭力，調高員工薪資，讓台灣年輕人走出低薪困境的好機會。更重要的是，旺盛的人才交流，將為台灣帶來一批精通日本文化、日企高科技與高品質服務業的新世代知日工商人才，為未來的台灣經濟發展帶來各種新的可能性。

依照人口自然趨勢，在令和時代，台日之間人的交流一定是前所未有的興盛。然而物的交流，則要看台日政府雙方，能不能共同發揮智慧排除障礙，讓台灣成為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的一員，與日本以及其他亞太國家一起分享自由貿易的經濟利益。如此，台日之間人與物的交流同步發旺，台日經貿在令和時代勢必更上層樓。

歐美民主國家，政黨輪替是家常便飯，讓人民當家做主，不應如喪考妣。國家領袖像是一座燈塔，肩負引領國人邁向光明遠景。二○二○年總統大選，選出夠格的國家領導人，才是廿一世紀一流國度的子民。

鄧小平緊緊抓住歷史機遇，改革開放年代，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向全世界綻放出古老大國谷底回春的萬鈞之勢。鄧小平開創新局的遠見，讓中國攀上了世界頂峰。

蔣經國在中美斷交後打落牙和血吞，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大陸在變，世界局勢也瞬息萬變。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大陸探親，在風雨飄搖的年代，台灣以經濟實力和民主成就，展現了面對橫逆的生命力和韌性，終能創造台灣奇蹟，創造美中台三贏共局。

中國今日成就得之不易，和平無價，中國要能更加珍惜，才是四海一家的領頭羊。兩岸爭議可能是爛尾巴，不要陷在統獨泥淖，因小失大。中國要有大格局，讓未來更加燦爛光明。

我一位已往生朋友曾聊及：兩岸間發生戰爭機率不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只怕當領導人發生執政危機時會鋌而走險，操作民族主義。

阿扁在二千年選舉時揭櫫新中間路線，就任時提出四不一沒有，在陷入貪腐危機時，才轉向擁抱台獨基本教義派，大搞一邊一國，但起碼他誠實的告訴國人，台獨不能就是不能。

蔡英文二○一六年強調維持現狀，這贏的策略讓她得到中間選民的支持。詎料選後維持現狀變質變調，致兩岸烏雲罩頂。反中仇中這把野火只會燒向自己，一連串的負面後遺症反噬台灣。

蔡英文面對二○二○年選情的低迷，更操作一國兩制就是九二共識，操作民族主義，將台灣推向懸崖邊緣。念茲在茲只在權力的掠奪，在民進黨的初選，破壞民主機制。民進黨諸公要切記，選舉可以輸，但不能輸掉初心、輸掉原則，輸掉公平正義，小心烙下蛇鼠一窩的千古印記。

兩黨政治讓台灣庸俗化，炒短線，選舉掛帥，讓國家日益沉淪失落。民進黨初選，賴清德孤單、遍嘗人情冷暖。這段波折，是上天給他的試鍊。他有一顆想替人民謀福祉的溫熱的心，但他的思想尚未臻成熟，期待他能更往中間地帶靠攏。

韓國瑜風起雲湧，對照民進黨幫派治國，是很大的反諷！韓國瑜的場合，國旗飄揚，洋溢著滿滿的愛國情操，讓人民看到希望，看到未來。但他要當市長，又要競選總統，蠟燭兩頭燒。坐轎抬轎，個人的抉擇將決定國民黨的禍福成敗。

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市場，和平才是兩岸最大的紅利。靜水流深，兩岸需靜待出現夠大器的國家領袖，就自然轉危為安。幾十年來，台灣一點一滴日積月累的這點成就，就看今朝，誰是能帶來兩岸和平的國家領導人。

五四運動百年，各界紛紛紀念，一時喚起台灣的「民國範」；但是，五四也已如九二共識、台灣共識般，成為各說各話的標的。到底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今日已無人親歷，只能由後人選擇性的追溯。

五四運動要的不只是德先生賽先生，還有受巴黎和會失敗影響，提倡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這其實很偏重國家建造，給予日後內戰乃至於兩岸分治埋下伏筆。一九一九年，「中國」是什麼國家？問起來，恐怕很多人的答案都不一樣，那時候的中國邊界，根本還沒固定，就算在鐵定屬於中國的地方，政治運作與政治整合，也不見得同步北京。

五四對於國家建造的「啟蒙」，不可忽視的面向亦在於認識這個國家的「陌生區塊」，即對邊疆的重視。一九一九年是個特別的年份，不僅僅是這年秋季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強迫外蒙古撤銷自治、北洋政府第二次冊封第八世哲不尊丹巴活佛；同時，這一年邊疆主管機關蒙藏院（蒙藏委員會的前身）也出版了《蒙藏院調查內蒙沿邊統計報告書》，可謂邊疆調查的新開端，此前只有出版《行政概要》或《統計表》。

一九二○、三○年代開始，前仆後繼的學者趕赴全國各地邊疆調查，出版許多重要書籍與刊物，開拓「邊政學」，其中風流人物如吳文藻，即深受五四運動影響。孫文的《實業計畫》也是在「歐戰甫完之夕」開始規畫，一九二一年出版，其中對邊疆建設多有著墨，若說完全不受五四影響，令人不太相信。就這個角度來說，知識分子對邊疆的啟蒙同時也是救亡，毋須二分。

以百年尺度回顧五四，可看面向很多，但如誤以為那時的中國，北京、上海的學運，可即時蔓延到迪化、庫倫等城，乃至認為那時國人對中國之界線與異質性有共同認識，也就太誇大當時的國家整合程度。今天回顧五四貢獻，不必聚焦在那時影響了多少人，而更應關注日後各方面發酵，對邊疆的啟蒙，就是值得一提的面向。

五四百年，聯副刊登系列文章。其中汪榮祖〈五四的浪漫本質〉讀來感慨良多。文末說：「新文化運動之本質，本來就多浪漫而乏啟蒙精神」。史學家唐德剛也曾指出，五四人物批判儒教舊思想的壞，究竟壞在哪裡，卻一知半解，找不出更科學的解答，就感情用事了。此即汪所提，強烈的文化批判態度，並不基於理性，而是基於激情。

其基於激情，見諸於他們若干主張，漢字拉丁化是其例。要廢除落後的漢字，改用西方的拼音文字。這場文字改革運動，從五四時期一直延續到中共建國後。語言學家已論證，漢字不必也不能拼音化。

其不基於理性，見諸崇信社會主義，以為可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連教育家蔡元培都深信廢財產之說。當時知識界不少人還深信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新青年」雜誌後來即轉變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刊物。新文化運動以宣揚西方文明的民主、科學始，卻以宣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終。結果極權統治得道，民主不過癡人說夢。

今台灣社會，不基於理性，而基於激情的現象又何曾少見。反中是其一，反文言文，還有人主張漢字封建也要廢除。貧富差距日益嚴重，出現仇富反商情緒。借用胡適的話，貧與富是「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勢力」，如何發展為建設的救濟方法，是我們該共同努力的，但不用理性方式處理，只會壞事。五四人物前車之覆代價高昂，我們付不起。

少數立委聲請公教年改釋憲案，大法官已決議受理，並訂於五月十五日於憲法法庭召開立法事實說明會，即擬定相關爭點，請行政院及聲請代表各自說明。行政院發言人卻表示為尊重司法院，行政院暫不表達意見，而掌理公務員退休金的考試院卻未獲邀請，這樣本末倒置的處理，如何釐清立法事實？

立法事實包括與立法目的、與立法手段相關聯，以及作為法益衡量前提的事實。立院制定法律雖有民意的支撐，但立法的合憲性取決於其是否有相關的社會經濟方面的事實基礎。因此，大法官對立法事實加以認定，便成為針對立法實施合憲性審查的重要環節。

功能最適原則為法治國的核心概念，即特殊專業領域內的決策應由具專業倫理的專家所作成，以尋求正確及目的有效達成，此由大法官多次解釋所肯認。再者，憲法增修條文及考試院組織法明定，考試院對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具有專屬管轄權。但公教退休金改革法案的立法事實，係由總統府及行政院強力主導，執政黨立委係依照行政院版本強力護航通過，導致主客易位，致職司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考試院淪為配角。立院似已僭越憲法增修條文及考試院組織法所賦予考試院的專屬職權，顯然違反權力分立及功能最適原則，憲法法庭立法事實說明會更不該漏掉考試院。

眾所周知，立院通過公教年改法案的核心思維，盡在彰顯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改革，係因財政困難及追求公益的實現。然據行政院對年金破產大限的說法，各類退撫基金用盡年度的順序，是軍人、勞工、教育人員、公務人員。姑不論年金破產是否為真，也不究各類退撫基金是否善盡管理、運用績效之責，公教退撫基金破產的大限遠遲於勞保、農保。而立法事實卻出現了詭異的倒錯，即對財政負擔最小者、最不急迫的公教人員最優先處理，其立法是著眼於何種公益考量？行政院本應對大法官說明，而卻選擇放棄，似不無影響司法的公信力。

公教年改釋憲案受社會矚目，大法官更應積極履行憲法職權，排除一切政治勢力干擾，建議續行邀請行政院及考試院說明，維護客觀的憲政秩序。

催生多年的文化基本法草案，終於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完成初審。有的藝文團體在立院外舉行記者會，呼籲儘快通過，以保障藝文工作者的權益。文化部長還說，文基法是針對現有法案遺漏或需要強化的予以增訂或補強。他們顯然誤解了基本法的意義。

基本法，主要是針對特定領域事項制定基本準繩與方針，所以文化基本法應該是國家文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位階在文化相關的其他法律之上。一旦文基法通過，那麼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博物館法、藝術教育法等文化的作用法，便不得違反文基法的規定。從這個觀點來看，文基法可以視作一部「文化憲法」，宣示性質高，直接作用小。因此，立該法首要考量的，是國家的文化政策要往哪個方向走，並且須遵守哪些基本原則。換句話說，文化基本法就是國家文化政策的大政方針，是文化的根本大法，絕不是針對既有問題東添一條、西加一項。

日本的文化藝術基本法，花了大量篇幅說明文化的意義與重要性，並明訂基本政策所要推動的文化藝術項目，以及國家應盡的義務。值得注意的是，每隔四到五年就根據該法推出「文化藝術振興相關基本方針」，做為文化施政的依據。韓國也是每隔五年根據文化基本法，制定文化振興基本計畫，另訂定文化月與文化日，以鼓勵國民參與文化活動。這兩國的文化基本法皆言簡意賅，強調振興文化的目的是為了豐富國民心靈生活與提高生活品質。

反觀我國文化基本法草案，卻雜亂無章，語多重覆，甚至把之前草案第一條「豐富人民文化生活，充實美學涵養」的立法目的刪除，真是越修越糟。尤其第廿一條還硬性規定每四年召開全國文化會議。假使此條通過，以後文化部開會就忙不完，哪管得著其他事？

我國自推動文化建設以來，一直很少思考文化政策的基本方向，所以在施政時，文化預算該如何編列與分配，往往漫無目標，而文化綁樁的質疑更時有所聞。既然文基法草案已過立院初審，不妨趁此機會，好好討論，凝聚共識。寧可花多點時間，研擬出完整且有長遠正面效益的優質法案，也不要倉促推動，搞得千瘡百孔，徒留後患。

近期長榮空服罷工調解破局，工會即將啟動罷工投票。工會訴求中包括過勞航班，而過勞航班包括：台北東京來回、台北北京來回及台北金邊來回，工會要求應改過夜班。由於台北東京、台北北京、台北金邊三條航線單程飛時約三點五小時，來回七小時，飛航執勤期間約十至十一小時，因此過勞航班的認定有待商榷。

疲勞為影響飛航安全的因子之一，因此國際間皆對飛航組員及空服員的飛時與執勤期間訂定嚴謹規範。以適用飛航組員之規定，這三條航線美國聯邦航空署FAA飛時限度為九小時（假設五點以後報到），飛航執勤期間限度為十二小時或十三小時；以歐盟EASA的標準是飛航執勤期間限度為十二點五小時或十三小時。不過c的規定並不適用空服員，EASA則闡明空服員的飛航執勤期間限度可較飛航組員多一小時，亦即十三點五或十四小時。因此無論從FAA或EASA的法規而言，此三航線皆非過勞航班。

當然工會會申明這三條航線會因非預期因素，例如天候導致超過勞基法規定，在這部分由於國際上皆體認飛航中會有不預期事件發生，其處理以FAA為例：如不預期事件發生於起飛前，機長可將飛航執勤期間限度最多延長二小時；如發生於起飛後，則可延長至安全落地，不過如延長時間超過卅分鐘須於十天內報給FAA，且須檢討是否有改正措施以避免類似事件發生。此種機制有助於人力資源的運用，避免無謂的浪費。

也就是說，飛航運作是存在不確定性，在法規面上可以允許偶一發生的狀況且給予卅分鐘彈性空間，但超過卅分需報給FAA，因此當某類事件發生達一定次數，表示此類事件並非不可預期，航空公司應調整排班以避免事件發生。此一處理方式較有彈性，也較適合航空運作。

國際民航組織也體會到各國有其環境及運作特性差異，因此建議各國依其需要制定適合規範。從FAA的作法亦可了解國家法規的制定，需要在飛安與航空公司生存間取得平衡點。另外，FAA認為飛航時間和飛航執勤期間相關規範已足以發揮疲勞管理功效，為給航空公司運作上的空間，因此不須再規範執勤期間。從人員派遣排班而言，當限制愈多，無論是符合疲勞管理規範、勞基法要求及工會協商條件，皆讓可行解區間愈小，甚至無解，此時如要取得可行方案，無外乎增加用人或砍班，但這些都將減損公司競爭力。

現今國際線民用航空運輸業非僅止於國內間相互競爭，其為國際間之競爭，因此不侷限於華航、長榮，甚至即將開航的星宇，更應放眼其他外籍航空公司如國泰、新航、阿聯酋，以及來勢洶洶的低成本航空。因此修訂航空業相關法規或研商其勞動條件時，建議所有限制條件皆須審慎綜合考量。

二○○八年金融海嘯開始，全球化翻轉經濟，加上難民潮湧入，西方民主國家過去主導政壇的左右兩大政黨，無法應付民眾的不滿，開始出現民粹主義政黨，以及政治素人，美國有川普，法國則有馬克宏。

台灣的素人政治開始在五年前，台大醫生柯文哲一舉突破藍綠；去年在高雄市，沒沒無聞的韓國瑜，顛覆了民進黨經營廿年的地盤；今年四月台灣首富郭台銘則宣布要複製川普的總統模式。

但迄今全球最震撼的素人政治，出現在烏克蘭，喜劇演員澤倫斯基剛以七十三％的選票，超越過去的地域意識，全國的廿五州中的廿四州都取得多數，成為新總統，他不是專業政治工作者，政治言行天真幼稚。

烏克蘭是橘藍對抗，在台灣則是藍綠對抗。「垃圾不分顏色」，烏克蘭與台灣民眾都對這口號有感。由於經濟惡化、貪瀆橫行，烏克蘭民眾對傳統政治人物已經痛心疾首，要求改變，而且認定現在的政黨與政治人物都沒有辦法，因為電視喜劇《人民公僕》已經有高知名度的澤倫斯基，此時應運而生。

烏克蘭民主化後，出現了許多財閥，但是在糖果大王波洛申科當上總統之後，利權獨攬，讓所有大亨們不僅吃不到肉，連湯都喝不到，引起公憤，其中就有支持播出《人民公僕》的電視台老闆柯羅莫伊斯基。兩人關係非比尋常，澤倫斯基曾經飛到日內瓦與以色列十三趟，與流亡國外的柯羅莫伊斯基會晤，兩人還共用車子、保鑣，甚至律師。

西方國家當然知道波洛申科要連任有問題，「但是他是我們的人」，波洛申科是西方抗拒俄羅斯的「第一線」，就像蔡英文是西方抗拒中國的「第一線」，沒有人想到竟然會有個政治素人澤倫斯基，四個月前宣布參選，就當選了。

如何調整與俄羅斯的關係，是新總統最大的憂慮。普亭已經批准分離地區的東烏人民，申請俄國護照可以快速通關，澤倫斯基回敬，要讓「有權因和平示威而被逮捕，或者是有權沒有自由選舉」的俄國人，可以快速申請烏克蘭公民，但是他心裡清楚，這可能是俄國要併吞東烏的第一步。

普亭沒有恭賀澤倫斯基的當選，表示會看其表現，再與烏克蘭「新領導人」對話。台灣則對鄰近強權的傲慢再熟悉不過了，「未完成的答卷」是典型上對下的口氣，只要大陸不放棄武力對台，宋楚瑜殷鑑在前，任何藍綠領導人都不可能附和大陸的主張；同樣的，只要克里米亞兼併事實還在，雖然澤倫斯基說俄語，成為烏克蘭總統後是不可能親俄的。

事實上，澤倫斯基心裡清楚，政治問題不能像電視劇，可以雙手持著機關槍在議會掃射這麼簡單。按照憲法，總統只有外交、國防與情治權力，現在的總理還是前任總統指派的，要等到十月下議院選舉，才能知道民眾是否支持總統選出他的黨「人民公僕」為多數，現在這個黨只是空殼子，他有可能要回頭與烏克蘭政客合作。

但是如果這樣做，政治素人也就同流合汙了，他心中是有數的，《人民公僕》的第二季的主題就是「從愛戴到彈劾」，與人民的蜜月期馬上就會提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