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抗疫最大的成功，就是發明了「口罩實名制」及「口罩外交」，成功跑在隊伍前面。但一得意，就沒想到疫苗，接種只能仰賴捐贈，解封遙遙無期。中國大陸用封城和方艙醫院收拾了武漢疫情，也極自豪，但從此即陷入「封城上癮症」，不去想要如何走出漫長的防疫隧道。以上海的封控手法，民眾沒染疫就可能先餓死，要如何走下去？

沒錯，兩岸都被自己的「上一個成功」卡住了：台灣是口罩模範生，大陸是封城示範國。但疫情走到今天，還在用前一階段的思維抗疫，其實一點用處都沒有；因為現在要追求的是「脫疫」，而不只是「防疫」。

兩年多來，兩岸極力追求「清零」，眼裡除了「零」，沒有別的數字。最近陳時中鬆口說「清零已不可能」，這是政府追蹤足跡的速度已遠遠追不上病毒，只好放棄。但對岸還沒想通這點，以為憑著萬能政府的執行力，不惜壓垮經濟也要清零，難道不怕掐死自己？

羅智強強行投入桃園市長選戰，是吹皺一池春水的最大變數。持平而論，羅智強仍是台北市議員，未設籍桃園；對黨而言，桃園也不是非靠「空降奇兵」才能勝選的地區，他強行參選的正當性當然會受到地方質疑。尤其，羅智強先前另傳出有意在北市、高雄參選，游移之間，突然跳進桃園選局，要期待地方對他「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顯然是不可能的事。

換個角度看，參選是黨員的權利，只要依規則競爭，黨中央應該理性看待。黨中央如認為地方有更強人選，就應加速整合，排解可能障礙推出強將，如此才對桃園選民具有說服力。如果無法整合出地方強將，卻讓人覺得黨中央偏心和稀泥，或可能和地方勢力妥協推出勝算欠佳的人選，當然會讓支持者忿忿不平。尤其，主席朱立倫欲以「電話勸說」方式逼退羅智強，揚言「不會辦初選民調」，甚至公開表示地方「不歡迎」他。如此剛愎行事，也難怪羅智強的支持者無法服氣，更別說其他政黨樂於見縫插針了。

地方自治的精神重在地方人民自我管理、自我負責，羅智強要換跑道到桃園，並非不可，但理應先謀求地方支持，而非以菁英之姿空降強取。當年林佳龍就在台中蹲點十年，苦心經營，才能當選市長。但羅智強卻以「圍強計畫」指控中央，墊高自己聲量，又片面揭露「勸退電話」資訊，營造「被迫害」形象。如此操作，將使他與國民黨和地方之間劃下鴻溝。

桃園市議長邱奕勝身兼國民黨桃園市黨部主委，固握有強大人脈；但身為主委，就應保持中立推出最佳人選，使自己成為國民黨勝選的「桶箍」。邱奕勝卻拋棄中立，力挺立委呂玉玲出馬，甚至以退黨為要脅。如若呂玉玲勝算很高也就罷了，但根據各家民調，呂玉玲皆敬陪末座。如此一來，邱奕勝不僅無法團結在地力量，反成為分裂與不安的因子，這是他失職。

至於立委魯明哲，是民調支持度最高、可能終結這場在地／空降之爭的人物，他卻一再稱「無參選意願」，欠缺擔當勇氣。立委萬美玲實力也不弱，同樣因顧忌派系因素，而裹足不前。說穿了，都是眼見戰局已被攪亂，只能屈從於地方派系，從而產生「不想蹚渾水」的懼戰心態。試想，如果有實力的地方人物都能當仁不讓，豈會讓一個台北市議員就把選情搞得天翻地覆？

羅智強和邱奕勝皆稱「尊重黨中央」，其他地方人物也呼籲「團結」，國民黨中央則反覆強調「勝選是唯一考量」。這些宣示，對照各人的實際表現，其實都言不由衷。論團結，應該是「一個都不能少」；如今，卻只見「以我為中心」的團結，是個人英雄主義。追求勝選，需運用所有可能方式找出最強候選人；如今，黨卻設下各種條件，對提名方式毫無討論餘地。如此硬碰硬，選情如何樂觀？

朱立倫必須開誠布公，努力化解各種阻障，除協助桃園推出最強棒，並促成各山頭放下心結密切合作。唯有如此，將大分裂扭轉成大團結，才可能迎來觸底反彈的契機。若情況持續惡化，桃園恐將成為國民黨年底選戰的照妖鏡，一敗塗地了。

根據國際金融機構推估，至2025年全球退休金缺口預計達40兆美元，且缺口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將持續擴大。至於在國內，台灣人壽統計，七成民眾認為退休後仍然需要繼續理財，更有六成民眾認為退休後必須繼續工作，可見退休族在退休金缺口壓力之下，對金融商品的理財需求與日俱增。惟銀髮族在規劃退休理財時，常遇到理專招攬詐欺、金融商品廣告不實、保險剝削等狀況，為銀髮族理財帶來極大的風險，也導致社會安養不必要的不安定性。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值得政府部門正視並提出有效對策，預防銀髮族遭受金融剝削。

金管會自2021年12月祭出五招，包括建立金融剝削資料庫、於2022年將「保護高齡者」納入公平待客評核、檢討並修正相關法規、加重高齡不當行銷的處分及推出金融顧問證照，來預防銀髮族遭金融剝削，並限制銀行不得主動對65歲以上長者電話行銷信用貸款，以及不得對高齡者推薦結構型商品。另一方面，規定信託業者不得對70歲以上非專業投資人推介特定投資標的，且保險業者對65歲以上保戶銷售投資型保單，需要全程錄音錄影。這些作為值得肯定，但仍有精進空間。

首先，目前金管會只針對特定商品要求金融機構不得對65歲以上長者主動推薦或銷售時必須全程以影音記錄。但此舉只能達到局部性降低高風險金融商品對銀髮族的銷售，若要徹底根絕販售，金管會應全面盤點銀行、證期及保險相關商品，完整羅列出不適合銀髮族投資的商品，例如正反向ETF、期貨ETF、崁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投資型保單、期貨及選擇權合約等，造冊公告，提供銀髮族投資參考，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金融剝削。

再者，健全理專的薪酬制度亦是必要改革手段之一。當今理專的薪酬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投資人買賣金融商品的抽佣，許多理專無所不用其極地將金融商品銷售給投資人或勸誘投資人轉換投資標的，以增加個人的總銷售金額。不少銀髮族是社會上較富裕的一群人，也是許多不肖理專垂涎銷售的對象。建議金管會應規範銀行理專的薪酬制度，例如由「年度總銷售金額為基礎」的抽佣制，改為「年度總資產存量基礎」的抽佣制，才能將理專的薪酬誘因和投資人的長期利益做更佳的結合，並有效防止理專對高齡人口不當的金融剝削。

最後，防止銀髮族遭金融剝削，根本還是要從理財教育做起。唯有銀髮族建立正確理財觀，才可以真正免於受理專招攬詐欺、誤信金融商品不實廣告及遭受保險剝削等。另外，銀髮族有了正確的理財觀，才會有正確的風險意識，不會在退休後仍想著一夕致富、把退休老本投資至不合適的高槓桿商品，最終落得血本無歸的下場。金管會應要求金融周邊單位，多舉辦高齡人口理財投資講座，以強化銀髮族的正確理財觀。

總而言之，要全面預防銀髮族遭金融剝削，金管會必須多管齊下，全面盤點銀行、證期及保險相關商品，完整羅列出不適合銀髮族投資的商品，減少他們誤觸金融商品地雷的可能，並思考、健全台灣理專的薪酬制度，以有效防止理專對銀行族進行不當的金融剝削。

如今疫情捲土重來，全台到昨天已有十八縣市，幼兒園、國小及國高中共一七六所學校停課。然而，這些停課兒少的學習狀況，以及家長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因應疫情下的照顧需求，全然不得而知。

筆者所服務的兒少據點，去年在疫情影響下，盤點出獨自留家的孩子，這些孩子來自單親家庭，屬於勞動階層或經濟弱勢，家長需要工作維持家計，又無祖父母及親戚朋友奧援。

我們將這群孩子分成兩組，各在一個獨立空間，第一空間為機構據點，第二空間借用學校教室，以一位社工老師帶二到三位孩子的方式，來符合室內的防疫規範。就這樣，讓防疫生活下的弱勢兒少照顧，能被兼顧。

面對疫情下的弱勢兒少照顧，許多國家或地區已經建立妥善的服務模式。例如美國紐約市教育局在疫情肆虐期間設立了一百個「地區學習中心」，上午七點至下午六點，並提供三餐，提供學齡孩童上午進行線上課程，下午安排遊戲及運動，在教室內保持兩公尺距離，每班人數九人以下進行，並定期消毒。又如加拿大在疫情嚴重期間，各省也施行不同程度的封鎖，但各省照顧中心持續開放，並由當地的醫療機構評估及安排消毒，以每棟建築物人數不超過卅人，一個班級包括老師在內不超過十人，由政府所訂定的嚴格防疫準則下持續照顧工作。再如日本二○二○年三月起高中以下皆停課，在這停課一個月的期間內，筑波市、千葉市兩個地方政府宣布可讓無家長照顧的學生到校自習並提供營養午餐，實際照顧有需要的家庭及兒少。

其實，只要在「以社區為單位規畫足夠空間」、「訂定防疫規範及施行準則」、「醫療單位協同評估及安排消毒」，在開放後確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兒少照顧工作是可以如常進行的。

長時間停課造成學力落差越來越大，在家擁有充足學習資源的學生，可以保有學習力，但缺乏學習資源的學生及家庭，則成為失落的一代，甚至成為家庭暴力、不當管教的受害者。

對官員來說，大筆一揮停課停學，對家長來說，卻要各憑本事求告無門，特別是缺乏資源協力的弱勢家庭。變種病毒來勢洶洶，我們可能再次因疫情而出現停課停學的危機，許多弱勢家庭及兒少能否在疫情中被承接住，政府應該盡速做出相關配套措施，能夠以更開放、更健全的方式達成疫情下弱勢兒少照顧的目標。

這個通稱一一二新制的法案攸關台灣明年七月一日後入場的公教人員基本權益，要在短短二天內審竣所有條文，實不得不令人憂心其立法品質。

退休制度包括基金性質、收支、管理、營運等面向，涉及環節複雜，新制之立法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但有諸多環節尚待釐清：

一、新制採何種制度？

確定給付（ＤＢ）和確定提撥（ＤＣ）是國內外兩種主要的退休金制度，為避免基金財務壓力，考試院、行政院已決定一一二新進公教人員改採確定提撥制，在官方的宣傳裡，被描述成一個美好的新制度，殊不知，這兩種制度各有其優缺點。例如，ＤＣ制也往往伴隨保障不足與長壽風險，目前我國的公共退休金，比如國保、勞保、公保、軍公教退撫仍採ＤＢ制，ＤＣ制所稱無基金財務壓力，實則是由受僱者個人承擔退休風險，如果長期收益率不如預期，還將出現保障不足的缺口。政府既已決定一一二年新進公教人員改採確定提撥制，即應針對ＤＣ制可能衍生的問題與缺失，事先做好規畫與配套措施。

二、現制人員可否加入新制？

新制立法勢必衍生現制人員是否有權加入新制的討論，對此，官版並不同意在職人員可以轉入新制，委員版則主張可以結算年資（一次退休金）加入新制。難的其實是，兩種制度如何銜接轉軌？轉入新制的資格為何？年資如何結算？對現有退撫基金的財務造成何種衝擊？政府有何對策？凡此，都有待深入釐清與討論。

三、政府如何面對現制財務缺口？

雖然銓敘部再三強調，新制上路後「不會有二次年改的問題」，但觀其作法，離確保現有基金永續，仍有不小落差，權責機關應嚴肅面對，盡快落實政府撥補方案，以確保原有退撫基金財務永續。

由於一一二新制預計明年七月一日上路，無論行政院、考試院或國會都有時間壓力，該問的是，立法時程弄到如此緊迫，究竟是誰的責任？事實上，一一二新制早在一○六年八月即已入法，兩院卻直到今年三月方才公布新制草案，雖也召開了專家諮詢與公聽會，但不脫行禮如儀過過場的性質，各界對草案提出的諸多建言，被行政部門採納者極為有限。

在時間壓力下，在野三黨團及委員甚至沒有（或來不及）提出任何對案，更顯得委員會排審過於倉促。一一二公教新制法制化，攸關我國未來公教人員之權益，並將連帶影響新世代公教人員素質，制度攸關重大，實不容朝野率爾為之，建議「先公聽，再審查」，確保立法品質，也展現對新世代公教人員基本的尊重。

尪仔標只有一面有圖案，現在台灣政壇卻是流行至少有雙標，三標也常見。前總統因案關押，健康情況應是風中殘燭？二○一五年政府方核准保外就醫至今，卻已創下中華民國囚犯保外就醫存活最長紀錄。法務部明確規範「四不原則（不上台、不公開演講、不接受媒體採訪、不談政治），前總統屢次遊走「四不」，現在更堂而皇之主持廣播節目和舉行國際記者會，主管機關只能唾面自乾，回覆各界質疑：已溝通、有了解、至現場監視。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當前總統可以「特例」網開一面，連藍營名嘴都主張可以考慮特赦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基本法律觀念，就是台灣政客糊弄百姓、圖利特定權貴階層的禍國殃民戲法。一般民眾犯法定罪接受法律制裁，掌握權勢階層卻連犯罪後都有特殊待遇（保外就醫、移送外役監），所謂台灣民主法治美名，不啻是政客欺世盜名的謀權名詞而已。

尪仔標的遊戲方法簡單，玩法之一如雙方選定在一落紙牌，從旁敲出哪一張即勝，願賭服輸無二話。台灣政壇「遊戲」卻是看似簡單、實質複雜無比，主要和唯一規則就是「莊家永遠要贏」。遠者如賴清德挑戰蔡英文的總統連任，民進黨內民調時間可以一再拖延，賴清德的民調優勢一而衰再而竭，由勝轉敗；近者如國民黨桃園市長候選人之爭，羅智強宣布要選，黨中央即以民調差、非常非常弱等理由排除羅入列。

民主法治核心精神在有明文規範，組織成員依此奉行方可運作不紊。政黨視規定如無物，遊戲規則以執政者、在位者利益為優先，組織豈能不亂、社會大眾又何來服氣？疫情緊張下的隔離和防疫政策，就可看出當病毒遇到執政權貴都要轉彎的亂象，接觸確診者有隔離十天的市長，也有幾小時就解除自我健康監測的院長，當然主事者一定有其說法。連專家都表示：總統或重要官員被匡列「多少享特權」，病毒傳播有分權貴或庶民？新冠肺炎會有「大小眼」嗎？

小孩喜歡玩尪仔標的原因之一在於可以「贏得更多紙牌」，現在的政黨倒是也有相同理念，那就是「贏得選舉」、「獲得更多席位」，不論中央或地方。台灣政壇的雙標現象盛行，毋寧就是「勝選第一」考量之下的必然亂象。鍵盤俠主導風向，一招「抗中保台」，選民就完全忽略執政者的政績和政策；為了勝選強勢輾壓對手，「別人的失敗就是我黑白郎君的快樂」，網軍蜂擁而上連「金孫」都求救告饒。

要贏得更多尪仔標要公平遊戲，但台灣政壇要贏卻是用雙標、多標詭辯勝選。大甲媽遶境時節，不禁想到每年起駕時總是一堆藍綠白政治人物出現的鎮瀾宮，今年只剩小馬哥獨扶轎。「不畏戰、不懼戰、接受挑戰」的另外一個「標」哥，似乎也被政治人物瞬間淡忘，不過「有情有義、服務選民」才是永遠不變的政治參與和奉獻信條，不是嗎？

我喜歡尪仔標，不要雙標！

所謂「統包」，是政府採購法裡原有的工程、財務、勞務三種採購類型之外，允許混合運用。簡言之，原本屬於勞務（設計）與工程（營造）兩個類型，原應一前一後辦理的採購，可合併為同一採購一次辦理。

「統包」的原始目的，是為了追求效率及品質：一方面因為少了一次招標程序，可縮短流程而產生效率；另一方面則避免「機關以最低價格招標，導致產業惡性競爭，影響工程品質」。

「統包」為原本僵硬的採購制度提供了彈性，不能不說是一種可取的作法。對於常為工程採購執行進度、行政程序、法律責任疲於奔命擔驚受怕的公家機關而言，「統包」不啻是快速又安全的通道。

什麼樣的工程適用「統包」，公共工程委員會其實「提示」得很清楚：一、工程介面繁多者；二、需邊設計邊施工者；三、有時程壓力者；四、技術工法選擇性多者；五、應緊急搶辦之復建工程。因此，適合「統包」的，都是屬於機能性強、規範清楚、「設計」差異性小的工程。

但是，我們卻看到幾十萬的路邊水溝修繕工程統包，幾十億的美術館、圖書館新建案竟也在統包。譬如，台北市的指標性工程「台北藝術園區—台北市立美術館擴建案」，預算四十四億餘元，正在辦統包；「台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預算近七十億，也是統包。新北市教育局更是每個新設校都以「統包」辦理，預算也都超過十億…。

像美術館、圖書館、學校這樣的案子，不同的設計單位可以在基本需求滿足之外提出截然不同的構想，建築設計的能量高。但要發揮這樣的設計能量，設計單位要有免於被干擾的環境。而「統包」的本質是「廠商」在一定價金內完成設計與施工。廠商再有佛心，也不會願意因為「設計的理想」而多花成本，干擾難免產生。「統包」團隊中最具話語權的，當然就是出資最多的「營造方」；建築師這樣的「設計方」，只能等待青睞，無能力主導團隊的組成。在「統包」架構下，建築師的宿命不難想像。

「統包」的成功案例並非沒有，但可說是鳳毛麟角。而表面光鮮的「統包」背後，卻也隱藏著許多設計與營造相互衝撞的血淋淋故事。

「統包」真的能縮短流程嗎？不會！因為要做好統包，需求與規格的定性定量要做得非常徹底，要做好這樣的前置作業，就得另起一標叫作「專案管理服務」，多了這樣的程序，還能省下多少時間？

講穿了，機關熱中於「統包」，最主要的還是為了減少後續的爭議，包括數量不足、圖說疑義等。統包是廠商歡喜「畫」甘願「做」的工作，後續的爭議都燒不上機關身上。

光為了這樣的「方便性」，而需要扼殺「設計」的可能性、甚至扼殺有理想的設計團隊參與機會嗎？台北市音圖統包案因無人投標而停辦，不像過去的設計標投標踴躍；這次的美術館案不少建築師躍躍欲試，但能媒合成功組成團隊的應該不多。

濫用統包，除了便宜行事，更是虛擲公共工程的機緣與資源！

戰爭在古代原始部落社會被視為日常，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矛盾的是，各強國一方面避戰，一方面提升武器效能；強國領導者透過代理人，進行攻防，區域戰爭頻傳，耗盡民命國力。

這次俄烏戰爭，乃是網際網路時代的一場科技戰爭。戰場上一舉一動，軍隊移動情形，衛星都能清晰偵測到。古代派遣間諜隱藏身分，偷取情報，刺探軍情，描繪地形地貌，為了掌握戰場先機，可謂嘔心瀝血。

台灣前輩畫家啟蒙老師石川欽一郎兩次來台，第一次乃是以戰爭畫家身分抵台，宣傳日本征台戰役。第二次則是作為美術教育者，任教於台北國語文學校，成為啟蒙台灣美術的導師；同一種本事，用之於不同場合，其評價卻是不同。

俄烏戰前，法國總統馬克宏依據情報顯示，評估東線無戰事，多次斡旋，戰事一起，法國情報系統能力受到高度懷疑。俄羅斯在侵略烏克蘭事件，不斷宣稱軍事進入鄰國為「特殊軍事行動」，終難掩飾侵略事實。近日布查鎮屠殺事件影像、衛星資料以及西方國家攔截俄國占領軍隊的通訊內容，更使俄羅斯入侵期間的殘暴暴行攤在世人眼前，舉世滔滔怒目髮指。文明時代，依然做著非文明時代殘殺無辜者以恫嚇敵人的行為。

戰事一起，西方觀察家或者情報人員，對長期統治俄羅斯的普亭心智狀態進行諸多推測。軍事強人或者締造輝煌霸業的帝王與人物，晚年常犯下不少錯誤決策，漢武帝晚年因巫蠱之禍，太子劉據被迫起兵，事敗傳被殺，皇后衛子夫自盡，貴冑勳戚牽連數萬人，西漢興衰繫於武帝晚年錯誤決策。清代乾隆如此，毛澤東亦是，法國路易十四長期在位也是國力興衰轉折。年事越高，決策越封閉，越容易誤判形勢。

今日戰局深陷泥淖，大家關心趕緊移交武器給烏克蘭，對於誰才能擔任調解人，興趣缺缺。中文的媒人，稱為「冰人」。《晉書．藝術傳》提到：「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令狐策一日做夢，夢見自己站在冰上，與冰下人對話。冰上為陽，冰下為陰，往後稱調和陰陽之人為媒人。誰能使雙方坐下來好好談呢？調解人的英文mediator出自於拉丁文medius。在基督宗教信仰上，耶穌基督擔任著神與人之間的調解者角色。西方宗教的調解者往往意味著犧牲，願意奉獻生命以保全雙方。柏林圍牆倒了，冷戰中場休息，俄烏戰爭無疑是冷戰對壘的延長賽，發展為熱戰，哀矜勿喜，止戰為上，期待夢中冰人的出現。（作者為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館長）

後續發生的故事在國外媒體大幅報導，基本上都是實況。政策混亂、物資短缺、上下溝通不流暢、上海市民熱線打不通、黃牛四起。儘管民生問題已經嚴重浮現，上海市政府依舊強調物資充足，食材發放平均，但事實就是民眾搶菜搶不到，加上外送快遞全停，居民唯一的食材來源就是政府分配。北京央視報導，上海市民物資充足，核酸檢測排隊井然有序。報導一出，底下一片負面留言，都希望媒體能夠報導真相，因為已經攸關到基本的生存權利，是實實在在的吃不飽、喝不足的民生議題。

從此次疫情看中國大陸的政治決策結構，才發現是如此的脆弱不堪。發生重大事件，依照政治系統理論的核心環節，訊息需求輸入、調節、決策、執行和反饋，然而上海市政府選擇權力一把抓，決策系統容不下基層民意聲音的輸入和調節，而逕行進入決策和執行，是此次疫情最嚴重的盲點和誤區。上海市政府的自信與狂妄，正是此次疫情擴散的最大原因。

隨後，政府的宣傳部門在各大媒體、社交平台各種愛國及民族主義視頻和觀點，包含解放軍接管方艙、全國各地醫護人員援助上海、運廿載運全國物資降落上海等，但攸關基本生存權重大事件，當老百姓連吃飯都成問題時，面對不能打勝仗、作風不優良的政府，老百姓這次無法再聽黨指揮。

一直以來，強調「集體主義是和諧社會價值原則」的大陸社會，在這次上海疫情爆發的決策體系之中，不僅踏在政治系統理論的誤區，忽略了需求的輸入和民意的調節，更落入了「在中國大陸，對群體的責任和義務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通和共同社會心理結構」的盲點：這種責任觀只表明了責任是集體性的，而忽略了責任的唯一主體性的個體特質。而這些理論，在此次上海疫情爆發之下，具體地、無遺地顯現。

多段錄音對話都一再顯示，基層醫護人員和小區居住委員會對於政府政策一日三變的混亂情況表示無奈，而由於決策體系結構之缺陷，基層民意無法及時有效地上傳到決策層，導致處理起來毫無章法、盲目不堪。生活層面上，陽性無症狀患者兩周超過十萬人，上海急建方艙和徵用酒店，也使得方艙周圍地區和酒店原房客個人權益受到影響。生活保障部分，這幾日上海市政府的記者會也不斷表明，裁示相關供應單位和企業一定要盡全力動員支持物資供應穩定，以應對日益增加的民生物資壓力。在一場沒有人在一開始有勇氣說真話的防疫戰中，效率低落可以預料，但沒有人想過會是在國際大都市上海。

上海無疑給大陸全國政府上了一課。盲點和誤區，上海市政府的誤判，導致這場疫情的規模和嚴重程度超越武漢。還有許多更為弱勢的族群需要更多人的支持與協助。期盼疫情盡快退散，上海能很快恢復往日光輝，上海不只是上海人的上海，不只是中國人的上海，也是全世界人的上海。希望大家多關注上海疫情，給予實質的協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