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一百周年，被稱為「德先生」的民主，在「跟黨走，聽黨話」的中國，未誕生即死亡；在台灣，「德先生」雖然存活至今，但仍在漫漫長路上蹣跚而行。

廣義的五四是場啟蒙運動，胡適是這場運動的啟蒙者之一，他跟「德先生」的幾個故事，值得台灣重溫再三。第一個故事是，胡適與陳獨秀提倡白話文運動時，他對「文白之爭」的態度是「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陳獨秀卻認為「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但「絕對之是」與民主是互不相容的，胡適後來主張「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以陳獨秀作為反面例證。「德先生」在台灣雖已多年，但台灣政治至今仍然欠缺相互容忍的文化，有權力的人都像陳獨秀，沒有人像胡適。

第二個故事是，五四之後，當時中國知識社群曾出現兩場論戰，一是「科學與玄學」論戰，丁文江與張君勱等人對戰；另一是「民主與獨裁」論戰，胡適與蔣廷黻等人對壘。這幾位知識社群的意見領袖，雖然「政見之爭宛如寇讎」，但論戰卻無損於他們的公誼私交，「關懷之殷情同骨肉」。台灣現在的知識社群卻亦步亦趨模仿政治社會，各走極端，互以敵人視之，民主精神蕩然無存。

第三個故事是，胡適曾當著蔣介石的面，批評台灣沒有言論自由，沒人敢批評彭孟緝，沒人敢批評蔣經國，更沒人敢批評蔣介石。後來雷震的「自由中國」雖然既批彭又批兩蔣，結果卻是雷震入獄、雜誌被封。

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是「德先生」的魂魄，台灣現在雖然有了形式上的表意自由，但政府動輒以假新聞箝制媒體，甚至以「中共同路媒體」扣媒體帽子，卻與胡適當年所批評的威權政府，其實衹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第四個故事是，胡適與蔣介石雖然自始即「道不同」，但卻始終能「相為謀」。道不同而相為謀是民主常態，也是「德先生」精神的具體實踐。

但近廿年來，即使經過三次政黨輪替，朝野卻始終處於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敵對狀態。陳水扁執政八年，國民黨挾多數杯葛八年；馬英九執政八年，民進黨以少數杯葛八年，「德先生」長達十六年變成「不可運作的民主」；蔡英文完全執政至今，「德先生」又變成了「不自由的民主」，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不管誰當家執政，道不同而相為謀的民主，仍然不可能在台灣出現。

第五個故事是，胡適曾多次勸告蔣介石「做一國元首的法子是重為善，若重為暴」，胡適所謂的「重」，是「不輕易」，「要能夠自己絕對節制自己」；以政治學語言來說，胡適希望蔣介石能做到「制度性的權力自制」。

蔣介石當然把胡適的勸告當成馬耳東風，但胡適當年的話，也適用於蔡英文。改革當然是「為善」，但她這幾年的改革，有許多地方卻與「為暴」無異，完全執政權力一把抓的結果，更讓她成為「自己絕對節制自己」的反面例證。

五四百年，不知「德先生」為何人的習近平高調紀念，自期守護民主的蔡英文卻像患了歷史冷感症，視五四百年如無物；國家領導人如此，其他有權力的人也如此，「德先生」在台灣顯然還有漫漫長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