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麥家
容金珍，一個的孤兒，擁有者極高的數學天賦和兩次被收養的經歷，陰錯陽差，被強徵進國家情報機構「七〇一」基地，每天對著牆上的圖表和數字塗塗抹抹，生活表面上懶散閑淡，但一切都是為了破解那部讓人望而生畏的密碼。然而，一個簡單，可笑的失誤讓這看似縝密的人生迅速陷落進虛無。中國作家麥家憑藉著超強的敘事和精確的推理能力，為讀者講述了一個密碼破譯家傳奇的一生，那種卡夫卡式的荒誕──體制之於人的壓迫，隱隱地閃現在《解密》當中。
Q：算上《解密》的中文繁體版，二○一四年您與英美法西等二十多家出版社簽約，《解密》是您出道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在二○○二年，為什麼會在今年被如此廣泛的關注？
A：月圓有時，人圓無時。這是命運的安排，我也找不到答案。事實上， 中文小說能不能被翻譯出去，決定權不在我們手上。華語文學在西方的影響有限，能被翻譯，像中彩票。
但有時花開太早也不一定是好事，被翻譯了又沒聲響，不過是滿足虛榮心的事。這也是大部分華語文學被翻譯出去的終點。相比我是幸運的。《解密》在英、美和西語諸國上市以來，一直受到西方主流媒體的關注， 銷售情況也相當不錯。
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所有外文書一直不大有市場的，而《解密》上市僅半年銷量已過萬，一度登上美國亞馬遜圖書銷售榜前五十名。西語版開機就印了三萬冊，是一個創紀錄的數字。這些「殊榮」，也許是我在被冷落了十多年後，博得了上帝的同情，給了我一塊實實在在的甜餅吃，而不僅僅是滿足虛榮心的事。我喜歡上帝這樣的安排，先抑後揚。
Q：王德威說：麥家的小說藝術風格「混合了革命歷史傳奇和間諜小說，又有西方間諜小說和心理驚悚文學的影響」。您自己怎樣定義您的小說？人們也把您稱為中國諜戰小說之父，您怎麼看待讀者對您的小說歸類化的評價？
A：我只對自己的文本負責，不對別人的評論負責。讀者和書評家的解讀，有時甚至超過我寫作時的構想。這是他們的權力，我不會、也無權剝奪。
我認為，作家的風格是慢慢形成的，他在探索中逐漸發現、形成自己最擅長的東西，那可能就是他的風格。我是個很嚴謹的人，愛鑽牛角尖，面對文字時很冷靜、有耐心。我一天寫七八個小時，只寫五六百字。我的語言很乾淨，細節穩固，情節有較強的邏輯性和智性。這是推敲出來的，熬出來的。
我覺得，我的小說也許像匕首，不寬廣，不厚重，缺乏煙火氣，但直指人心。《解密》是一部令人心碎的小說。
Q：您的每部作品好像都獲得了來自普通讀者和專業評論家的雙重好評，二○○三年，《解密》第六屆國家圖書獎；二○○八年，《暗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和《風聲》第十二屆巴金文學獎。您怎麼看待類型文學和純文學的關係？您又是怎麼平衡二者的？
A：類型文學和純文學不是敵人，是親人。類型文學裡也有很多優秀的小說，而純文學也不見得部部都是精品。
作為小說家，我一直在研究、尋求一種雅俗共賞的小說。開始寫作時我也寫了很多以農村、土地等為主題的所謂的純文學作品，但都不被人關注。窮則思變。寫作者總是希望擁有更多的讀者。後來我發現自己有一塊相對獨特的生活，就轉到所謂的「特情小說」的寫作，開始寫《解密》， 並獲得成功。《解密》使用的是通俗小說的題材，但寫法是純文學的。在通俗和高雅之間，也許沒有康莊大道，但有羊腸小徑，有暗道，需要我們用心去開拓。
Q：您說：「正是因為童年受了傷，一輩子都要療傷，我才會走上寫作這條路。寫作是療傷的方式之一。」您經歷了怎樣不幸的童年？它對您後來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海明威說「當作家要有一個不幸的童年」，您怎麼看？寫作是否治癒了您童年的創傷？
A：我經常說童年是一個人的尾巴，想剪都剪不掉的。我的童年正值大陸「文革」時期，我的家庭正好是「被革命」的對象：我父親是「右派」，外公是地主，祖父是基督徒。在那個特殊年代裡，我們這種家庭的人簡直就不是人，是「牛鬼蛇神﹂，是戴帽的「黑五類」，是要被堅決打倒在地的。父親被人押著，在村裡流行，被人批鬥、辱罵，這就是我最初的記憶。
因為家庭地位低下，同齡人都看不起我，欺負我，就連老師也公開羞辱我。記得有一個下雪天，雪花從窗外飄進來，落在我身上，我起身去關窗門。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他說：「你頭上戴著那麼多頂黑帽子還冷？」這就是我的童年，沒有尊嚴，屈辱得很。
我寫作是從寫日記開始的。因為家庭成分不好，被同學歧視，交不到朋友，我很孤獨，寫日記是我唯一與人交流的通道。日記本是我僅有的朋友。寫了十幾年日記後，看到有些小說很像我的日記，我就開始寫小說了。
Q：您說，寫日記是您文字的啟蒙，您並不想記錄什麼，只想虛擬一個傾訴的對象？
A：是的。當時我寫日記完全是生理需要，就是要傾訴，要發洩心中的苦悶。但經過多年寫日記，一方面遣散了我一個年輕男孩內心的孤獨和苦惱，另方面也訓練了我的文字，培養了我對文字的感情。所以，後來我什麼事都喜歡用文字去記錄，沒事也喜歡看書。我覺得文字成了我的親人，因為有文字相伴，孤獨成了我的花園。
Q：您的中學語文老師說：「麥家能寫小說本身就是篇小說。」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為什麼語文成績這麼差，反倒是數理化異常優秀，還選擇了理工科專業？
A：其實作家和學不學文科沒有必然關係，我甚至覺得文科生反而不太容易成為作家。因為知道的規矩太多了，老師告訴你，書本也告訴你，小說應該怎麼寫，不應該怎麼怎麼的。規矩多了，反而縮手縮腳，放不開。小說不是科學，師承關係很重要， 小說最好的老師是生活，是經歷、閱歷，是文學以外的東西，不是說﹁功夫在詩外﹂嘛。對生活，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內心生活，內心經歷。一個內心細膩、豐富、敏感，甚至病態的人，我認為是比較容易成為作家的。
Q：我們知道在中國有不少作家都有職業軍人的經歷，像莫言、閻連科，您十七年軍旅生涯對創作有哪些影響？
A：我的人生觀、價值觀是比較傳統的，甚至在一般人看來是守舊迂腐的；我相信信念的力量，相信崇高，相信英雄。這跟我的軍旅生涯有很大關係。我在軍營裡接觸到一群特別的人，他們心懷理想和信念，他們進單位時會舉起右手宣誓一分鐘，這一分鐘會成了他們一生不會改變的東西，終身的誓言。然後你看現在社會上，現在的人肯承擔什麼？物欲這麼洶湧，這麼喧囂，為了一點私欲， 朋友之間互相出賣，夫妻反目，都是隨時的事情，人都不願意為別人承擔，更不要說對社會、對國家，甚至對自己都沒有責任心，不敢去承擔自己的命運，一切都是隨波逐流。這種現狀讓我更加懷念過去認識的那些特殊的軍人，我寫他們也是因為我懷念他們，想通過寫他們，去更加深入地瞭解他們，也讓更多的人去瞭解他們。
Q：一九八三年，您買到了您的第一本外國小說，沙林傑的《麥田捕手》，這本書對您的啟發在哪裡？
A：前面說過，我很小就開始寫日記，寫了好多年，十幾年。有一天，我看到《麥田捕手》這本書，覺得跟我的日記很相似，就開始嘗試寫小說。所以，《麥田》這本書對我很重要，正是它點燃、激發了我寫小說的衝動。
開初的寫作是沒有目的的，不過是多年寫日記養成的習慣的一種變異延續，是為了整理情緒，打發時間。但現在我很明白，我寫作是因為想揭示某些真相。我曾經在軍方的一個秘密部門待過，那段經歷告訴我，這個世界被我們人為埋藏的真相遠比我們發現的多。我們以為無所不知，其實知之甚少，知了的也可能是假相。這個認知讓我感到恐懼，也讓我找到了寫作方向。我想，如果我的寫作能夠讓人們多一點真知、少一點無知，上帝也許會表揚我的。換句話說，我寫作，是為了尋求這份表揚。
Q：您也曾形容供職八個月的情報機構裡，您仍然是感覺在一種孤獨的境遇中，同事之間是不能相互溝通的，「因為偌大的一個單位中，你並不知道誰是破譯密碼的，誰的機密度是多少年。」
A：是的， 那是一所特別的軍營，每個人都是一個祕密，一座孤島。
Q：保密機構的工作經歷無疑為您的小說提供了非凡的素材，但這份職業是否也同樣曾掣肘您的寫作？《解密》前前後後寫作了十年，是否與此有關？
A：《解密》這本書的創作和我在軍營裡的經歷有很大關係，但我寫的又不是我的經歷，也不是某個人的，裡面的所有人物、故事都是虛構的，否則這部小說也休想面世。
為什麼寫這麼長時間？
首先是這部小說太難寫，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學家族裡還沒有哪個人寫過密碼破譯家，沒有可以借鑒和參考的物件。尤其在大陸，因為題材很敏感， 你不但要想怎麼寫好它，還要想到怎樣不去碰紅線，需要考慮的東西很多。
其次，我那時沒有名氣，探索出來的東西別人不一定認可。因為這是一個新東西，新的題材，新的人物，甚至是一塊新的文學土壤，東西拿出去給別人看，別人吃不准。包括今天的中國文學界對我這本小說依然存有疑義，有的人說好，也有人說不好，說它是通俗小說。
正因為這樣，這部小說被十七次退稿，被動、主動地經歷了很多次修改。這個過程很痛苦，但也極度磨練了我，我的寫作技巧在修改過程中有很大提高。所以，我說《解密》是我人生的磨刀石，我因它而變得堅硬、鋒利。不管別人怎麼說，我認為這是一部不凡的小說，只能我才能寫得出來。
Q：二○○六年，你的小說《暗算》被改編成同名電視劇熱播。二○○九年，《風聲》改編成同名電影，由陳國富、高群書導演；二○一二年，《暗算》改編成電影《聽風者》，由麥兆輝、莊文強導演。您本身也是專業的編劇，您怎樣看待文學的電影改編？您的作品被廣泛地接受是否也得益於這大眾媒介的傳播？您是否在創作小說之初已經為它的銀幕化做好了鋪墊？
A：影視對於文學來說，既是一個很好的生財之道，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宣傳視窗。我今天有這麼大的名聲，影視確實是立了功勞的。比方說我《暗算》賣了一百多萬冊，那也只是一百多萬冊，但看過《暗算》電視劇的人有多少？幾億！雖然他們不一定全部都是我的讀者，但它確實傳播了我的知名度，同時也給我提供了一種寫作的自信。
但是我在小寫說時，從來不去想影視改編問題。別去迎合誰，要迎合自己，把自己最獨特的一面展示出來。我相信，真正削尖腦袋想迎合影視的人，最後反而不太能討得他們歡心的，因為你很可能為了迎合他們，丟失了自己。
Q：作家王安憶曾說：﹁麥家向著目標一步一步走近—— 這是一條狹路， 也是被他自己限制的， 但正因為狹，於是直向縱深處，就像刀鋒。﹂您會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嗎，還是會另闢蹊徑？
A：不知道。
我不知道今後會寫什麼，我只知道我必須寫。只有堅持寫，才能寫出什麼。路是走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
Q：您在一次訪談中說，自己很想隱居但不能，所以處在一個懸在半空的狀態。對您來說，一個作家的理想狀態應該是怎樣，是否真的要像沙林傑那樣隱居起來？
A：像一個農夫一樣， 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安安靜靜，沒有人打擾。我平常的生活單調的，也很小心，上午手機都關掉，因為一個電話很可能就讓你煩心，就不想寫了。寫作其實挺嬌氣的，必須專心致志，進入沉思狀態。隱居，是我的夢，想想而已，做不到的。真做到了，恐怕也不想寫作了。寫作是很虛無的，又很辛苦，或許必須要一定的虛榮心托著，才能堅持下來。
東門楊
巴黎第七大學圖文符號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學與爵士樂，自傳中的人類學。《新京報 ──書評週刊》特約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