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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
2019年正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對五四遺產的重新評價與禮讚
探索長期被主流論述遮蔽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企圖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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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認識論
五四是「啟蒙理性」運動嗎？自1936年共產黨為了「新啟蒙理性」運動而重新詮釋五四運動以來（詳見下文），此為學界主流看法，但近年逐漸有學者提出異議。根據此基礎，本書質疑五四是啟蒙理性運動的常識，深入探討1923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來龍去脈，發現梁啟超與蔡元培主導的人生觀運動提出「唯情論」，主張情感啟蒙（Enlightenment sentimentality），挑戰啟蒙理性主義（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及科學主義（scientism）的主導，無論在思想界、文學界與藝術界均引起深刻迴響。人生觀派著書立說、邀請東西方相關哲學家來訪，系統性地連結歐亞的反啟蒙運動，影響深遠，然而學界卻少見這方面的研究。首先要澄清，本書所謂的「反啟蒙」（Counter-Enlightenment）並非反對啟蒙，而是啟蒙的悖反；情感啟蒙論述與啟蒙理性主義並轡齊驅，兩者都是歐洲啟蒙時代以來的產物，是一體的兩面。本書主張，五四的唯情論大力批判啟蒙的科學理性主義，認為情感的啟蒙才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根本。當年人生觀論述與蔡元培的美育運動合流，又與無政府主義者如李石岑、吳稚暉相互支援，與創造社作家如郭沫若相濡以沫。人生觀派串連了古今中外相關學說，從跨文化觀點深入唯情與理性的認識論辯證，主要論點是：人對自我、他人及宇宙的認識，究竟是透過情，還是透過理性？換句話說，要追求真理，究竟必須透過情，還是理性？人與他人及宇宙萬物的聯繫何在？人生觀派的知識分子呼應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與倭伊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哲學（Lebensphilosophie; philosophy of life；日文為「生命哲學」），認為哲學探討應脫離認識論純理性的知識探討；應從生命出發，探討人之所以為生的問題──也就是情。
唯情論對唯心論、唯物論的批判
科學與人生觀論爭雖在1923年才爆發，事實上從1910年代初，在梁啟超及蔡元培領導下，人生觀論述就已經醞釀了（詳見本書第一章至第四章）。「唯心論」與「唯物論」二元對立乃眾所周知，五四時期的「唯情論」批判兩者，主張心物合一，卻少有人注意。對人生觀派而言，無論唯心、唯物，都偏重理智（reason），淪為理性主義，蒙蔽了真理；唯情論以直覺（intuition）出發，才能求得真理。人生觀派的理論基礎是1918年張東蓀翻譯的柏格森《創化論》（1907），直覺就是柏格森的主張。柏格森此書一方面批判知識論脫離生命而走向唯心論，一方面反對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生物學走向唯物論；五四的唯情論顯然承接了柏格森「創化論」對唯心與唯物的批判，但進一步以「唯情」來解決心物的二分。就西方現代哲學的發展而言，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性擇說」（sexual selection）的出現，使愛慾的本能成為探討心物合一的關鍵，於是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現代哲學家如柏格森、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等均主張精神與物質的合一 ；人生觀派的唯情論主張心物合一，並非特立獨行。由於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杜威的經驗主義主張，哲學理論必須能夠以科學實證方法驗證；但他反對科學主義或理智主義，認為情感、想像、價值才是哲學的源頭，而非理智、科學或事實。他反對的是「由上而下」的傳統形而上學，主張哲學應該「由下而上」，從生活或人生發展出價值判斷的內在標準。亦即，杜威經驗主義哲學的目的是由生命（life）本身探討「內在超越」（參考第五章「牟宗三、胡適與杜威」一節）。由「外在超越」到「內在超越」的轉折，也就是體認到「形而上」存在於「形而下」之中，這是現代哲學的特質。不僅是朱謙之（1889-1972）與袁家驊（1903-1980）的唯情論，戰後新儒家的研究亦如此，如徐復觀（1903-1982）〈心的文化〉（1979）、杜維明〈超越而內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1989）、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的〈結局：內向超越〉（參考第二章「徐復觀〈心的文化〉」一節）。
唯情論亦批判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主客分離，主張「情」連結了人生與宇宙、心與物、我與非我、精神與身體，打破主觀與客觀的界線；認為理智只是情之一部分，不能取而代之；情透過直覺，能直探真理，要靠理智追求真理，無乃緣木求魚。此處要強調的是，論戰爆發前後所浮現的唯情論，並非僅止於一般意義上的情感（feeling）或情緒（emotion），而是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等所關注，具有感受力（to be affected）與回應力（to affect）的情感動能，即「情動力」（affect）；亦是中國傳統概念中源自《易經》的「情」──即充沛流動於天地萬物、形體與形體、形與神之間，相互作用、相互感應的情；如同朱謙之所說，「宇宙進化都成立於這一感一應的關係上」，變化不已（詳見第五章、第六章）。斯賓諾莎、尼采、德勒茲學說的連接點是柏格森；五四的唯情論一方面是對柏格森的響應與批判，一方面以柏格森創化論的角度重新檢視傳統學術（包括儒釋道）。亦即，五四唯情論的主要來源是柏格森與傳統中國學術，與西方的情動力理論異曲同工。
唯情論的創發，證明了傳統學術與西方理論互相發明的可能；當前新儒家以跨文化實踐自許，其實五四的唯情論早已先行。本書由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來對照西方的情動力理論，顯示朱、袁等人充分掌握傳統中文，以傳統學術為資源，在闡發西方理論時方不致佶屈聱牙、捉襟見肘，更彰顯傳統學術因西方學術的介入而轉化；唯情論的創發就是跨文化實踐的最佳展示。唯情論在五四時期有性博士張競生的呼應，其提倡的「唯美主義」就是對唯情論的修正；唯情論以「情」為宇宙人生的最高價值，張則以「美」為「一切人生行為的根源」。雖因長期被主流論述掩蓋，唯情論幾已消失在知識界，但是二戰後移居港臺的文學及哲學研究者，仍有提起唯情論的，例如《中國新文學史》（1979）的作者司馬長風、《比較倫理學》（[1944] 1965）的作者黃建中，及繼承司馬長風抒情傳統的陳國球。由於陳國球的持續努力，新世紀以來，在大陸也逐漸有文學研究者使用唯情論的概念討論司馬長風，甚至湯顯祖（請參閱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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