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兩岸服貿協議》名義上的開放範圍不包含「出版」，卻在出版界引爆激烈討論。反對與贊成者都認為「自由」是台灣出版界最核心，也最應捍衛的價值，但卻對《兩岸服貿協議》的實行結果有了相反的評估。本次「讀未來」邀請兩位持不同立場的出版人，透過他們的意見，正好可讓我們辨析服貿的利與弊。

《兩岸服貿協議》掛著貿易二字，卻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議題。台灣出版市場本是自由競爭的環境，也出版中國作者的書，為何開放中國印刷業、書刊發行及零售業來台，會引發軒然大波？理由很簡單：中國的飛彈依然對著台灣。若真要交好，何必捧錢來？只要別在國際場合打壓我們，豈不更實際？

與其恐懼，不如自省

錢是流動的，不需簽署《兩岸服貿協議》，中國資金流至香港就能裹上外資身分進入他國。若中資出版社願意在台深耕，台灣出版人就該正面接招。頂多是搶版權時，不敵對方的雄厚資金，但我們還能善用企畫力，開發更有吸引力的題材或栽培本土作家。在以書決勝負的前提下，戰況越激烈越能活化兩地的出版業，這是好事一樁。

有同業擔心中國資金一旦入台灣出版市場，會壟斷簡體、繁體中文版權，或直接「和諧」譯文。筆者詢問過專業版權代理人，得知此種狀況不可能發生，目前繁體字版權只授予「在台立案」的出版社。外國出版社也將中國、台灣視為不同國家，版權分別處理，就算有錢也不一定能同時買到繁簡版權。另外，大型跨國公司由於本身擁有作品版權，有些傾向直接在兩地設立分公司，招募當地人才，讓支部獨立運作，但可策略性共享譯文等資源，這就與版權壟斷無關。至於譯文是否會遭到「和諧」處理？在擔心之前，倒不如先捫心自問：台灣出版社經常傳出嚴重漏譯、誤譯事件（其中甚至包含知名人士），鬧得沸沸揚揚後，讀者連一張勘誤表都拿不到。連自己都「和諧」了，怎有立場責怪他人？

不想賺錢的對手最可怕

我們雖然不怕良性競爭，但也不能沒有防人之心，畢竟，在商場上，面對不想賺錢的對手，才是最可怕的。

中國的「出版社」都屬國營，民營的則是「文化公司」。出版社目前已改為企業制度自負盈虧，他們會購買外國出版品，但內容皆需審核，違反其意識形態者就必須刪除修改或是被禁。此外，印刷需要准印號、祕密載體證；進口書籍也需要審批。可說從印刷、出版到銷售，每一層都設有審查關卡。因為對他們而言，書是特殊商品，是思想武器，一旦可以自由來台，難保他們不會以「資訊篩選」及「低價傾銷」策略介入台灣出版市場。......(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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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何靜茹

Q：當代中國的「戶口」，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

任何社會，不管屬於傳統、現代或後現代，都存在著不平等。它的起因很多，一般來說，現代社會中的身分地位區隔有幾個主要類型：種族（race），像是南非的種族隔離、美國在七○年代前的歧視黑人問題，至今都留有遺緒；身分階級（caste），例如印度的種姓制度；經濟階級（class），是從生產關係的分工而來，像英國這樣沉澱已久的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便特別顯明。

而中國的身分區隔，最主要就是來自戶口制度和「城鄉二元體制」，它可以追溯到幾個來源：第一是受到蘇聯影響，前蘇聯有很嚴格的內部護照和簽證制度，即使在解體後，一些年前在大城市裡仍存在內部簽證以限制外來移民；第二是中國傳統社會慣以親疏遠近來界定彼此的關係，並以此決定利益分配和對待的方式；第三就是中國社會一般對農民所抱持的歧視態度，認為農民不具備現代性，在道德上、經濟上、美學上都處於低劣的位置。

通過戶口制，國民被區分為「鄉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兩種身分，並嚴格限制鄉村人口移往城市。這套毛澤東時代即已形成的二元戶籍體制，雖然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已逐漸放鬆，使農民可以到城市謀生，但他們的自由與權利仍受到很大的限制。

Q：您以「公民身分差序」來指稱這種社會區隔，可以進一步為我們解釋這個概念？

公民身分差序是指運作在社會經濟活動當中的剝削性格，不只具有現代西方性的「階級剝削」，還有「身分剝削」；其中後者又與國家規畫的城鄉二元體制、戶口制度息息相關。農民工做為內部移工，一方面是個外地人，在移居地的社會保險、教育等公民權利受剝奪；另一方面，做為工廠裡的勞工，他又受到經濟資本的剝削。例如，在許多大城市，社會保險會依身分分成好幾軌、工資也會因戶籍身分而有級距。簡言之，中國的身分差序兼具身分和階級的雙重剝削性格，也兼具經濟與政治運作的邏輯。

有趣的是，若將身分差序概念放寬來看，除了戶籍、勞動、社保等領域，中國社會的其他方面也還是充滿階層化的等差，而且滲透在生活中。像是早期的綠皮火車，車廂分成硬座、軟座、硬臥、軟臥，但不是有錢就能買到軟臥，還必須具有一定的身分級別。此外，國營企業分成中央直屬、省營、地級市等不同等級，隨著級別享有不同的審批額度、貸款額度。近年來大學工資也「等級化」而成為誘人特權。更奧妙的是，身分差序的實際運作，不只看形式化的級別，有時還要看你在官僚、權力系統中有無具體的「關係」。

Q：社保、教育、醫療的分配「不公」，可否理解成是一種「屬地管理」的必然結果？

所謂的「屬地主義」是指一個國民的原居地政府就是該人的主管機關，因此預算編列、教育、公安等事務都採取「人地同一」原則，也就是說：在哪裡出生的人，就歸在那裡的地方政府管轄。因此，一旦某個外來人口在當地落戶取得戶籍，該地政府就必須為他編列財政，包括教育、社保等。

從城市自我中心的觀點來看，大型城市往往會認為自己已太過膨脹，無法容納更多的戶籍人口並付出更多的財政資源，但這忽略了正是大量的外來人口構成城市的基本勞動力，像是上海市目前戶籍人口大約1400萬人；但外來人口超過900萬人，他們並非只是在消耗資源，而是有很大貢獻。

當然，中國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歷經過幾個階段，農民工所受到的差別待遇也有些不同。在五○年代末到七○年代末之間，「城／鄉」、「工／農」的二元關係很嚴整，流動較少；八○年代初到九○年代末之間，大約有一、兩億農民工從農村進入到城鎮討生活，他們實質上是工人，但身分還是「外來者」、「農民」，被排除在城市福利體制之外；到了過去這十幾年，開始有些農民工被局部吸納到城市體制中，比方原來隨遷子女不能在當地就學，但後來小學、初中慢慢開放，即使可能需要付出寄讀費等額外費用，但畢竟是被允許入學。整體來說，這些內部移工在移居地所獲得的自由權和社會權，隨時間推進有增進，不過大致上還是「二等市民」。......(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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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聖雄、許震唐

衛城出版社

2013年7月

撰文｜鍾宜杰

多年前我做了一個小研究，主要分析探討的是台灣自二戰以後的新聞與紀實攝影師，他們在什麼樣的社會背景與政經條件下，形塑出攝影的習癖（habitus）與品味。當時我有幾個疑問，至今尚未解答，其一是：在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條件下，讓紀實攝影在台灣不再有影響力、也不再有人投入？其二是：攝影對21世紀的年輕世代而言，是什麼工具？

曾經消失的紀實攝影

收到《南風》這本攝影集時，彷彿時空錯亂，難以置信這時代竟然還有人願意用這麼不討好的方式進行田野調查，並做成影像報告書。80年代末之後，那群拿著攝影機、照相機在街頭爭取民主與人權的鬥士們就失去了戰場，逐漸轉為拍攝肖像，追尋歷史記憶的殘存影像。從那時候開始，我以為紀實攝影在台灣應該要正式告終了。然而，就像登山客在中央山脈意外看見雲豹或黑熊一樣，原來在商業市場急速擴張、人文思想受到高度商業化與擠壓的環境下，還有鐘聖雄與許震唐這兩位倖免者。

我常在課堂上質問學生，相較於80年代，難道90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沒有壓迫了？難道大家買得起「哀鳳」以後，生活就飽足無虞了？難道知識分子可以透過網路扮起酸民與偵探，滿足於搜索爆料之後，正義就被實現了？所以，不再有人進入田野，不再有人探究問題真相了？這學期，這本攝影集可以做為我自我反駁的證據，如同登山客證明了雲豹還在一般（但這不是真的）。

從1970年代開始，紀實攝影就不斷地被質疑與挑戰，其中包含所謂的「人道主義」是從誰的立場出發、紀實攝影師一定是誠實的嗎？紀實攝影追求的究竟是真實（reality）？還是事實（fact）？或者有更高的真理信仰（truth）？這些問題又存在著主、客觀的爭議，以及被拍攝的人是不是影像的受剝削者？此外，紀實攝影作品往往很容易成為政治工具，造成拍攝者始料未及的效應，有時候是攝影師可預期的後果、有時候則超出預期。這些政治效應，對執著於站在相機背後的人而言，往往是極為沉重且無法回應的結果。例如，台灣許多紀實攝影工作者被冠上政黨色彩的大帽，這些紀實攝影師向來不擅辭令，也不願回應；又因為政治逐漸民主化以及媒體商業化，導致這些紀實攝影師逐漸從媒體退場，拍攝的題材也轉為庶民肖像或藝術創作。......(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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