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經歷過的人會知道，沒有什麼比在災難過後（或災難之中），還能站在相同的地方、遇見相同的人更好的事了……
「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飯？」D女士問我。
所謂一起……我抬頭看見四、五位正準備離開的「老師」從門口那裡望過來。
「好啊。」我說。
D女士跟這幾位年齡逾六十的媽媽們，都是在公民館教「新住民」日文的義工。「新住民」就是從外國來到日本定居的人（不是外商派遣之類的，多半是因為婚姻關係），女性男性都有。為了幫助新住民們儘早融入日本生活，類似台灣各縣市「社教館」功能的「公民館」，就為不太懂日語的新住民免費安排了一對一日語會話課，也同時提供生活的諮詢。
公民館並不對來上課的人設限，只要目前是當地居民，都能利用這些資源。所以也有很多附近大學的留學生來上課，藉此獲得練習會話的機會。
我不是「新住民」，也不是留學生，但也來到了公民館的日語會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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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天第一次到東京短暫生活，安頓後不久，就想去練習日語會話了。
其實所在的大學就有「留學生中心」為外國留學生開設免費的日語課程，但我並非留學生，也不是為「衝入學考試」而來。先不說去辦公室詢問時，對方看我的身分登記就顯出了困惑……又加上每次經過開放式的日語交流空間，總看見╱聽見來自韓國與中國的「研究生」（這兩國占日本留學生人數前二名）在高談闊論，衝勁十足，總覺得無論是自己的學習「氣氛」或目標，要加入那個教室似乎有點格格不入。
一知道附近公民館有日語教室，就決定去公民館「講日語」了。
因為義工媽媽（或伯伯）們並不是專業語文老師，多半也不會其他語言，在一個半小時內就是不停的用日語聊天、說話，所以說這是「講」日語，不是「學」日語。
第一次我提早到了，站在安靜的走廊偷窺著教室，想著待會兒該如何「開場」，總是拙於社交的自己不禁心生退卻……不過時間一到，我立刻就走進去了。迎向我的就是D女士。已經在此服務多年的D女士經驗豐富，我們很順暢的聊了一個多小時。
雖然如此，最初我有點錯愕。因為感覺被「身家調查」了。D女士親切的打開話匣，問姓名、身分，到日本多久等等，這些基本問題還算尋常，接著問出生年月、出生地、學歷（包括學校名稱）、家裡住址電話（包括台灣和東京）、婚姻狀況、父母親的名字（學歷和工作）、兄弟姊妹的名字（學歷和工作）……一面問一面記錄在資料卷夾內。
我需要回答這些包括親族姓名的詳細背景資料嗎？D女士問得如此自然，似乎一點也沒有「侵犯隱私」的想法，我不禁意識到公民館也許正藉由這樣的服務，去記錄新住戶的身家背景，作為地區對於居民成分的掌握。（這是否就是建構「社區意識」或「社區約束」的基礎之一？）
我的身分很單純，而且只是短期居留，並不是來當「日本人」的，也許因為這樣，之後話題就很輕鬆。每星期我都從D女士那裡得到不少觀光的建議，譬如何時花火大會、何時有祭典。她非常喜歡美術、繪畫，知道我研讀古典文學，常常跟我討論古代山水畫或仕女圖，並推薦我去哪裡看展覽。當然也聊生活，從讀書、旅行，聊到柴米油鹽、婚姻家庭。後來才知她原本就是日本美術、繪畫的講師，難怪具備了藝術的氣質。
因為互動良好，每周上課都是愉快的。儘管如此，像邀約吃飯這種「課外」的活動還是第一次。站在門口等待的幾位「老師」，都是與台灣留學生一對一會話的義工媽媽。
除了我是首次加入，其他台灣留學生與義工媽媽老師顯然已有一段時間的熟識，有人已經順利取得知名大學的大學院（編按：相當於研究所）資格，有些則在錄取的學校之間思索取捨。我閒聊生活，提起前一陣子才被NHK收費員上門收費的事。D女士說其實日本用戶也很多人欠繳呢，因為對於這種「強迫收看」的國家電視台很不以為然，有人說根本都不看NHK，沒義務繳費，所以NHK只好經常派人出來還挨家挨戶的勸導收費，不過還是經常無功而返。
所以她笑說：「妳是外國人，又是短期居住，應該也很少看電視，其實可以不繳。」
但是同座的M太太卻正色的說：「繳是應該的啊，妳這樣很對。」D女士則覺得這樣有點「欺負不明瞭實情的外國人」之嫌，然而對方認為這是態度問題，那些不繳費的用戶本來就不對。
雖然意見分歧，不過氣氛倒還好，只是大家觀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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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聽她們討論的時候，我已經不太關心NHK的問題了，想到的卻是「國性」與「個別性」的問題。
我們在看待外國的時候，經常以自己所認識的那個人，作為認識整個民族的窗口（譬如我們也經常被宣導，出國的時候行為要合宜，因為個人往往就代表著台灣的形象），這樣雖然沒錯，卻也是有盲點的。當我們用「日本人」就是這樣、「日本人」就是那樣，來描述對方的「國性」時，使用的是如何的「樣本數」呢？也許所認識的那個人，本身就具有「特殊性」也說不定，作為整體「國性」的窗口便太過武斷。
如果只接觸M太太，下了個「日本人真是奉公守法」的結論，或者只接觸D女士，就下了個「日本人也未必守規矩」的結論，不僅是「不求甚解」，也不太合適。
同樣的道理，我當然也會被當成理解台灣（人）的一個窗口吧，但這跟自己是不是「自認為可以代表」台灣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跟日本人交談時總會說明這只是個人的想法，或者哪些才是台灣大多數的狀況等等，所以，對於那些有意或無意，在外動不動就以「台灣（人）代言者」姿態發言的台灣人，總是覺得不舒服。
比方有人跟日本人說：「台灣人」都不愛走路，走個路要他的命，跟日本不一樣（其他人我不知道，但認識我的人大都知道我很能走路，再說，這不是個別差異嗎）；又說：「台灣的公車不像日本，橫衝直撞很可怕，還會出車禍咧。」（可是我在台北就是那種每天搭公車上下班，覺得既方便又順暢的人）；或者：「台灣中小學老師很變態，會有很多奇怪的體罰。」（雖然新聞仍不時可見，但那並非常態）……
以上這些，都是「被武斷論述」的形象吧？大概因為如此，之後我聽到「台灣人都如何如何」、「日本人都如何如何」、「某某國人都如何如何」的武斷造句，都不免感到厭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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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那次用餐，我覺得我碰到D女士是一件幸運的事。因為發現不論氣質、談吐、對應態度，都是在幾位義工媽媽裡和我最相投的。人與人之間真的很奇妙，好像相同磁場的就會自己來相見一樣。
D女士知道我只是短期住在東京，但是不知道我何時離開。我也沒有說。最後一次上課的時候，她正興致勃勃的分享著上周去上野國立美術館看畫展的心得，並幫我帶了繪畫明信片作為禮物。我拿在手裡看著，好像拿著餞別禮似的，忽然有點感傷。然後想到自己原來想帶禮物給她，又怕太過突兀而作罷，感到懊惱。
「今天是我最後一次來上課了。」我說。
「這樣啊。」她很驚訝。
然後說我們應該照一張相才是，但是沒有相機，她轉身去跟另一位媽媽說，有點措手不及的樣子。
後來我託研究生幫我轉送了故宮的書畫杯墊作為禮物，D女士給我寫了手機簡訊：「謝謝妳送我這麼棒的禮物，將成為我最好的紀念。儘管上課時間短暫，但每次都是快樂的星期六。未來有機會的話，請妳再來，我們一定要再見面。」
我們不一定能再見，我想我和D女士心裡都知道。
2011年我再度回到舊地進行短期研究，心想著安頓後再去公民館看看D女士還在不在。卻未料才安頓隨即遇上311強震，很多事情說不上開始也說不上接續。雖然最後仍然留在東京，但我沒有再回到公民館。
準備結案演講的時候，我騎車穿過校區，在東校區的門口迎面看見了D女士。她依然衣裝合宜，妝髮整齊，一手拿著絲扇，一手用手絹按擦著因初夏高溫曬出的汗珠。
我們意外見面了。我心裡一愣。
「啊，妳是……」她說。「對，我是。」我說。「上課？」她說。「嗯嗯，妳也是？」我說。綠燈亮了，兩個人就這樣話語平淡、互相傻笑的匆匆錯身了。這不僅是三年後的久違，也是災後的「久違」。但就算是這樣的匆匆、僅是這樣的匆匆也沒關係！
也許經歷過的人會知道，沒有什麼比在災難過後（或災難之中），還能站在相同的地方、遇見相同的人更好的事了。
